1、突发性
即不期而至，偶然突发从灵感的产生的情形来看，它不期而来，不招而至，偶然突发。灵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产生，是作家不能预料和控制的。它可能在看过千百遍的事物中的某一次被触发，可能在清醒的艰苦的艺术构思中突然来临，甚至也可能在梦幻状态的下意识中闪现。而且一旦被触发或突然来临和闪现，文思如潮，左右逢源，妙笔生花，产生出似乎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果。托尔斯泰从牛蒡花得到灵感是普遍事物的偶然触发，“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艰苦探索的偶然发现，而某些梦境或下意识中闪现的灵感，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偶然反映。
因此，灵感的这种突发性，对于创作十分宝贵，一旦出现，就应该充分地把握利用，以求“一情独往”而“万象俱开”，因为它失之而不可复得别林斯基说过：“一个灵感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而同一个灵感更不会在两个人身上同时发生。灵感在写作过程中不期而至、偶然发生；作者无法准确预料灵感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发生；也很难控制灵感发生时的情感和理智，而是不由自主地被灵感牵引着。灵感发生时，通常是作家创作精神状态最集中、最紧张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忘我“物我两忘”的状态，是创作高潮到来的标志。如现代诗为郭沫若在写作《地球，我的母亲》之时，他正在日本福冈图书馆突然受“诗兴的袭击”，于是跑到馆外，脱下木屐赤着双足，率性地倒在路上，“直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
2、亢奋性
即亢奋专注、迷狂紧张。从灵感出现后的精神状态来看，它具有亢奋专注、迷狂紧张的特点，甚至达到入迷而忘我的境地，以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疯狂”或“迷狂”。奥斯本在《论灵感》中就指出过：“据说德谟克利特曾断言：诗人只有处在一种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的特殊精神状态下才会有成功的作品。而这种情绪上昂然自得的特殊精神状态被认为是一种疯狂，并且在习惯上总是把它看作是与一个人在控制着他的全部机能时的那种正常状态相对立的。柏拉图接受了这种诗人必须迷狂的理论，并且还为它增添了一种着魔状态的超自然学说。”其实，所谓迷狂状态，就是灵感出现之后高度专注敏捷、极度的亢奋紧张状态，并非真正的迷狂，而是作家在创作中废寝忘食，聚精会神于艺术形象的创造，暂时地入于其中而撇开了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以致完全“忘我”。郭沫若在谈到他写作《凤凰涅槃》的情景时说：“《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出来。”总之，在灵感状态中，作家是专注而敏锐的，紧张而亢奋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由意识的明确的指向性和被激发的无意识的充分渗入而错综复杂地形成的。
3、创造性
从灵感的功能来看，它具有超常独特、富于创造的特点。所谓超常，是指灵感既不是常规思维所能控纵自如的，也不同于常规思维的一般逻辑进程和普通效能，而是“异军突起”，效能特异。所谓独特，是指灵感状态有着特殊发现和特殊表现的功能，它的出现既是不可预测的、超常的。据说，郭沫若一天早上在上课的时候，突然灵感袭来，全身发抖，随手拿了一张草稿纸写成了《凤凰涅磐》上半部，“到晚上行将就寝时，诗的后半的意趣袭来，我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但这种发作期不久也就消失了。”歌德在谈他写诗的情况时说：“事先毫无印象或预感，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 歌德在谈他写诗的情况时说：“事先毫无印象或预感，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 因此，写作灵感具有非预期性，同时也就是不可重复的、无法模仿依傍的。是一种别开生面之思、别开生面之想，正如杨雄评司马相如赋所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在之所至也。”灵感显示出一种超常的创造力，使文学创作更具独创性。灵感的超常的创造力性表现在其发生时间短暂，但能量极大，一旦爆发，作家文思泉涌、笔下生风，创造力发挥到最佳的状态，或超常发挥。
曹禺回忆写作《日出》时感情激动得可怕：“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望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兽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③
（作者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