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的世界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在谈到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悲怆》）的时候，说这首曲子“即是一个人的绝望，也是对整个世界的绝望。”其实，对音乐的迷恋，源于某段时间里，我内心难以排遣的苦闷和无法消解的忧伤。那时候，我凄凉而寂寥，恐惶而无助。纯然，偶然的一个际遇，使我感动于那盘磁带里的悲怆凄美的音乐。我为它激动，伤感甚至于泪流满面。它是以二胡为主，其它乐器为辅《二泉映月》、《彩云追月》、《梅花三弄》之类的中国古典名曲。当然，在那个时候对音乐的稀薄认识和浅薄注释，仅仅只是一个悲怆的共鸣罢了。
我的悲怆，源于对生命和世界的忧伤，而非对生命与世界的绝望。在我后来痴迷于音乐，或者说是痴迷于伤感，激昂的音乐的时候，以前只闻其名而未听其音的路维希·冯·贝多芬，他可谓令我激动的世界音乐第一人。一个个英雄音符的跳动与音阶的回环，它好似让我在绝望的悬涯边，勒住自己失意放纵情感野马，而不趋向于绝望悲观的深渊。他使我在一段时间里，诚恐诚惶，难所适从。生命的悲怆，原来在这里是可以寻找的到。他的悲怆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悲壮，对英雄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求，对命运的抗拒。事实上，关于它们的略约解读，来源于那三部伟大而雄壮的交响乐：《第三交响乐》、《第五交响乐》、《第九交响乐》。实质上要说清这悲忧而宏大的“天才之音”，是用文字难以解说清楚，也不可能解说清楚的。正如叔本华所说：“音乐比文字更有力；音乐和文字结婚就是王子和乞儿结婚。”可是在这里，出于情感的使然，我不得不像以前写音乐随笔那样，去干这种易受揶揄的事。说实话，我粗糙的文字只不过是为了告慰我内心的激动与孤寂而已。
丰子恺说过：“贝多芬的音乐是英雄的表现。”正如许多认为的那样，在我粗浅的认知里，觉得那种说法是正确的，“贝多芬的音乐给人以勇气”，而不至于在悲怆中绝望，或在苍凉中哭泣。可恰恰，我的音乐情愫则是从苍凉中哭泣开始的。最使我刻骨铭心的，要算那曲日本 指挥家小泽征尔，认为要跪着听的《二泉映月》，其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忧伤倍至，优美中透着凄惨，夜风徐来，波光月碎，不觉使人潸然泪下，这时何等的悲怆与凄凉，人的爱怜之心由然泛沉，衍生。我喜欢悲怆，不管是生命中远是音乐中。但在把悲怆推向高潮，我愿化作一种英雄史诗般的悲壮，让我有所生息而延誉在世的灵魂，这便是贝多芬的“天才之音”才能给我的。
在这接近神明，把光茫遍酒人间，最美好事情——音乐中，对它强烈而真挚的情感，我不仅仅是把它化作我心灵伤痛的慰藉与疗救，更重要的是用这种奇伟的悲怆和悲壮，去浸染同样来源于我内心伤痛的另一个梦——文学。其实，我的文学之梦，一开始便是一种悲怆与悲壮的色彩熏染的格调。当然了，这两种艺术在我的心灵里，一种我去欣赏和渴望；一种我却创造和追求。虽说有异曲同工之说，但事实上，是寻找两种形式的艺术最佳契合点，我是渺渺宇宙的毫粒一尘。
叔本华说：“一切艺术都希望达到音乐的状态。”奥地利著名音乐家汉斯立克说：“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在我渴望的艺术里总觉得它是那么的高贵和难以企及；在我创造的艺术里我虽然拙劣粗鄙，但仍试图去用一种艺术音乐引阙我的另一种难以割舍的艺术文学，去和你们作一个悲怆化作悲壮的梦。在细雨飘摇的夜晚，天籁之音与雨声同奏，如同维也纳回响的交响乐一样，我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犹如一个乞儿，目光逡巡在神圣灿烂的艺术殿堂里，渴望我卑俗心灵得到洗涤。
那苍茫而又缠绵，绮丽而又幽深，温柔而又流畅，凄婉而又哀怨的声音里，不管是李商隐式的悲怆，还是苏东坡的悲壮。如余华所说：“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感伤的情旧，颖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非常认真，柴可夫斯基是一层层地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他剥光衣服，不是为了让你们看裸体，而是要你看灵魂。”同样，在艺术的领域，悲怆与悲壮产在其转化，都应是一种虔诚而真挚的，应该是个人灵魂的裸露与外化，任何一种虚伪，造作和孤清、冷傲都无济于事，就像我见过的许多艺术系，愚蠢的乐器演奏者，他们只能是一种空洞、无聊、乏味、枯燥而拙劣的本能释放。
（作者：陶锐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