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物质食粮，身体就会饿死。没有精神食粮，灵魂也会饿死。
农业时代生产力低下，身体活着（即生存）很不容易。身体饥饿的人们，常常不得不沦为身体奴隶。工业化提高了生产力，身体活着（即生存）已非难事。工业化基本结束了身体奴隶时代，然而尚不足以结束精神奴隶时代。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精神受奴役的状况甚至有可能加剧，灵魂活着（即存在）甚至更不容易。灵魂饥饿的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沦为精神奴隶。
身体奴隶的主人是具体的，精神奴隶的主人则是抽象的。精神奴隶是流行观念的忠实信徒，权威教条的驯服工具。流行主宰一切的现代消费主义社会盛产精神奴隶，尚未充分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更盛产精神奴隶。
在制作成本高昂而流通极不便利的前现代，能够广为传播的作品，大多配得上“精神食粮”的美誉，它们是灵魂的盛宴，精神的大餐。在制作成本低廉而流通极其便利的现代，称得上“精神食粮”的作品越来越少，更少有精美的大餐。
灵魂饥饿的前现代人患有精神狂食症。精神杰作越是不易得到，越使他们充满渴望。渴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偶然得到的杰作足以一饱馋欲，于是饥渴的灵魂得以充实。
灵魂饥饿的现代人却患有精神厌食症。精神杰作越是容易得到，越使他们充满厌倦。厌倦能够抵御一切诱惑，探手可得的杰作也难以激起食欲，于是厌倦的灵魂始终无比空虚。
导致现代人失去精神食欲的主因，是他们的灵魂已被粗陋的精神快餐撑饱了。现代化的弊病之一，就是用垃圾快餐替代精美大餐，身体食品如此，灵魂食品也如此。
精神从贫乏到富足的过程与物质相似：贫乏时代，正餐粗陋，极少有机会赴宴，偶尔能得到精美的零食。小康时代，正餐略有改善，有较多的机会赴宴，且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精美的零食。发达时代，不仅正餐精美，而且有取之不尽的精美零食。
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正在渐入小康，尽管还不能尽兴享用精美的正餐，但已经可以经常享用精美的零食。然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远未进入小康时代，而是依然停滞在贫乏时代。
当代中国的精神生产，把本该精美的精神零食也快餐化、垃圾化了。传媒业盛产粗陋的精神零食，出版业盛产粗陋的精神快餐，两者共同败坏着国人的精神肠胃，使他们面对精神盛宴也激不起任何精神食欲。畸型发达的现代传媒业和出版业，注定了粗陋的精神快餐不可能被消灭，然而饥饿的灵魂有理由要求得到补偿，那就是精美的零食。
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们，即使无力创造精美的灵魂大餐，起码应该提供精美的精神零食——小品。小品小的仅仅是篇幅，而非精美度，更不是精神高度。小而有品，才配称为小品，小而无品，就只是垃圾零食。
许多中国作家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创作“史诗”和“大作品”，然而他们大多是在好高骛远地从事难以胜任的工作。无数的“史诗”和“大作品”，不过是超级精神快餐和超级印刷垃圾而已。与其力不从心地炮制大垃圾，还不如胜任愉快地写好小作品，时不时地给读者一点小小惊喜。
现代生活的快速节奏，迫使现代人在物质领域无法拒绝快餐，但起码应该在精神领域拒绝快餐。灵魂饥饿之时即使无暇享用精神盛宴，起码应该用精美的零食来充饥。然而再精美的零食也无法取代盛宴，不能喂饱饥饿的灵魂。零食只是身心匮乏之时的慰藉和调剂，是对盛宴的怀念和相思。精美的小品不过是精神盛宴的一枚请柬，邀请你步入灵魂乐园的智慧之门。
在充分现代化的欧美，人们固然行色匆匆地啃着汉堡赶去上班，然而周末却会享用一顿法国大餐或中国美食，犒劳一下被快餐亏待已久的身体。人们在地铁车厢里固然用劣质畅销书打发时间，然而在假日海滩上却会悠闲地捧起古典名著。在物质生活渐入小康之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无疑更急需进入小康。灵魂的待遇理应比身体更高一些，因为一切幸福归根结底都是灵魂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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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三湘都市报 ◇张远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