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到邓丽君是在遥远的1984年某个平静的早晨。
我走在这个山西小城的尘土飞动的街道上，呆挂在街道边的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里，忽然传出异声：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作客……
歌声温软，极富穿透力。在晨间的炊烟中飘浮。那天的景象与歌曲相契在一起，如同一首情景MTV。在晨间的八十年代气质里，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呆站在尘土中，如听天籁。
那时我十三岁。
老师告诉我，这歌是一个叫做邓丽君的人所唱。她在台湾。
我偷偷地用学到的简单的地理常识，查到了她与我的距离：三千七百公里。但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越过这个地理距离，走到她的身边。也许我的一生中，会有某件事情与她相关。此后，我几乎有意识地寻找在大陆所有能收集到关于她的资料。1985年，我看到了她在大陆惟一一次接受的采访，那张报纸是我接近她的开始。无数张被用录音机翻版的她的歌曲以及偶尔通过短波传到大陆的音乐会，做一个盲目而又乐在其中的歌迷，是一件幸福的事。我试过那种用破破的嗓子去唱她的所有歌曲的摇滚风格，我发现这种迷恋成为了我的本能，以至于因为她的歌曲，认识了更多的相似的人。才发现，她在中国三十五岁之前那一代人心中的影响力，到了几乎成为这部分人成长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995年，我在央视看到关于她去世的消息时，我与几位她的FAS们，在卡拉OK中狂唱了几乎一晚上。
在歌声中怀念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的可以想起的方式。
这种遥远的恋爱，使我一直坚信她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因为这个世界，用唱片记录下了她的音乐。而亚洲，更多的人，用心灵记下了她的声音。我们用心灵与她在恋爱。那是深入骨髓深处的痛击。我可以听到一种声音永远在无意中飘浮。如同十几年前，那个奇异的山西早晨。
真正接近她是在四年前。那个夏天，我在香港的中环行走，远远地看到一幅她的海报。远远地听到那首熟悉的歌曲。那个人，她，又出现了。
后来我发现那天是5月8号。
那天是她去世五周年的忌日。
我才吃惊地发现，她真的已离开我们有很多年了。
我跟着人们，走进了她位于香港赤柱的别墅群。那座房子刚被当成纪念馆不久。她最后的情人保罗，也因她去世，而一个人在这里盘桓数年，直到前几个月才在邓家人劝说下离去。附近的居民有许多关于邓氏的传说，如半夜会听到有人在这里唱歌。还有人看到她，唱着《甜蜜蜜》。她是活在想象中的人，死后也仍然活在故事与想象中。
但这恐怕仍然不够。
我第一次真切地可以感受到她。不过她此时站在墙上一张张装饰精美的画框中。我也首次真正从歌声中离开，开始走入她的生活。开始接近这个人在两岸间用歌声划破沉默与隔阂的神秘。也包括她优雅的风姿与特立独行处的绰约。这是个真正属于我想象中的人。我希望能够看清她的一生，真实地触摸到历史的暗处、人世的机巧，命运的跌浮，以及神秘的声音与音乐之神的归宿。
这也许是我惟一可以纪念她，并接近她的惟一通行证。
但邓丽君是谁？
这是另外一代人的问题。时间总是会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分开。但这中间的分水岭是什么？我一直想分清代际间的区隔。后来才发现，每一代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就像1980年后这一代人的象形物是网络、电视、或者很快流传但很快消失的王菲、韩流、日剧之类。不确定与随机的变化成为他们决定这个时代特征的标准。
站在他们之前的人则单纯与专一得像他们的年代的遗产。他们心灵最软处，印记的不过是邓氏一夜风行的不同歌曲，以及拖地的喇叭裤，可口可乐或者卡式录音机。历史选择了邓丽君，让她的歌声成为慰藉中国人焦渴的灵魂的湿润剂。邓丽君这个名字其实已与他们的成长经历相互纠缠在一起。在这些人的年轮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唱片的密纹组成的青春的印迹。
这个时代的爱好与那个时代的爱好其实有着巨大的区别。在香港，我认识一个庞大的邓丽君歌迷会，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更多的是一些四十多岁的政商两界的闻人。他们定期聚会，保持着安静的热爱与小心的对她的拥戴。那是一种对自己心灵中某种安慰的最好的保护。他们少了那些少年面对偶像时的狂热，也少了那些少年易变的热情，他们一生中只保持了这么一种简单的爱恋，如同终生归一的传统爱情，历久不渝，向死而生。
在大陆，在听多了十五岁的小侄女问我“邓丽君是谁”的话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她忽然来找我，要我借给她几盘录音带。原来她当晚看了黎明的《甜蜜蜜》。那是个好电影。
当然用这样的东西来怀旧，来让另一代人借重，我心酸。邓丽君已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不同的印记。我揣摸过每个人如何看待邓丽君。后来发现答案总不得要领，就像你爱一个人，难道能说出是爱她什么吗？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邓丽君去世六周年纪念日时，在我供职的周刊上，刊发了对邓丽君弟弟邓长禧先生的采访。邓先生是个持重而又干练的人，他是几兄弟中受姐姐传染最重的人，举止行为都与她相近。而他最后也理所当然地承受了接持着姐姐事业的打理者的角色。现在他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掌门。在接受我的访问时，他已把姐姐当成了一份理想式的事业来经营。我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我并不了解的一个人的可以解释的真相，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公开的关于她的说法。但更多的呢？
我记得那是大陆上首次用邓丽君作封面的杂志。没有想到，多年后，仍有读者来电话，问我，可否把当年邓去世时的一些场面，制成VCD来送给大家？
这是一位武汉的五十多岁的老妇人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身边至少有几十人，都喜欢邓丽君，她们早晨晨练时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聚会时的主唱曲目也是这些，还不时公开一些自己搜索到的她的唱片。尽管百分之百的是盗版。
但这是她们惟一可以看到的东西。
其实我知道，有更多的人与我一样，想看到一个真实的邓丽君。想看到她像我们普通的一面，这种危险的想法其实有可能让她恢复成像我们普通的灵魂一样，回归尘土。但有多少人一直想让她只在想象的天堂流传，而不愿意让她回归自己身边？像她的歌一样，可以接近，可以闲聊。
如同我们庸俗的人间。
也许从四年前在香港看到邓丽君的那一时刻，用自己的笔去为她撰写一本书的愿望就开始了。一切都在下意识中进行。我所能做的就是，找到那些我自己渴望走近的真相，以及一个人最真实的那一面。其实运作这本书的过程就是真正认识她的过程。我想告诉这个时代，一些声音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成长的标志或者路牌。
这本书代表了我们对她逝去多年后的公众化撰述。我们试图不再去在一些细节上构织她的往事。我们先后在台湾，采访了邓家许多人，甚至去了她的老家芦洲，这是一个古老得只有故事的地方，现在邓丽君也在成为那里的故事、古迹与历史。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的认知，带着强烈的个人意味。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快去采访吧，当年邓丽君身边的人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他们很可能会带走这个女人所有的秘密。一生跟随她东走西跑的邓家老太太也已八十多岁了。他的弟弟也已五十多岁，当年在香港的价值七千万的别墅，现在已标价三千六百万，TNT的吕先生告诉我，说这些房产至少还值三千多万吧。房子开始贬值了，但她的歌声却仍然在这个时代保持着自己的价值。吕先生说，一年可以收几百万的版税，但在大陆，大量未被授权的邓丽君的歌曲，仍然被盗版着发行。
几十年了，邓丽君仍像当初一样，悄悄通过盗版进来，二十多年后，仍然如此。如同她在大陆的地位一样，没有改变。
只是她的雕像在上海的一座墓园里站了起来。
一部关于她的歌剧有可能在上海公演。
至于邓丽君的纪念馆，正试图在上海建成，邓长禧先生说，她生前惟一喜欢的就是旧上海。她的唱腔里有许多上海的意味，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让她回家。
邓丽君是河北人。她的根在大陆，她的声音已回到了家。但灵魂呢？
这本书试图找到真实的邓氏的命运纹脉。我们没有敢用戏说的笔法去描述她的一生，甚至邓家至今都讳言的情事或者旧事。这些如同新闻记录式的报道，只是想告诉喜欢她的读者，这个人的一生，歌声、故事、政治影响的命运，神秘的天音、身后的光荣与无法掩尽的苍茫、世事中的音乐以及被音乐影响后的人间等等。
这个初衷的实现，代表了我们的野心。
这本书由这样一些东西组成：
在大陆目前惟一可以看到的关于邓小姐当年真实纪录的影像，那些模糊的片断，组成了我们不了解的这个女人真实神秘的一生。
由邓家独家提供的近百张代表她一生中最灿烂时节的照片。这些照片将会成为我们追寻她一生的真实凭据。只是通行证却得每个人自己发现，因为大家进入到邓丽君世界的路径，各不相同。
此次随书赠送一张VCD，内容包括由邓家首次公布的惟一一首没有公开的邓丽君小姐的真实原唱。这张唱片是当年邓小姐唱着玩的一个非正式作品，一直由邓家作为个性化礼物赠送，值得读者及“邓迷”珍藏。
这本书的要素，组成了经典独特的邓氏一生。所以这是一本互动的书，我们希望你从这本书中，找到你自己想象中的邓氏。
这也是我们热爱她的理由。这也是我们热爱她的方式。你的呢？
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魄力，感谢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丽君弟弟邓长禧先生的帮助，感谢香港TNT的吕建成先生，感谢出版社的王宝生老师，他始终参与了这本书前后的策划与后期的制作。我的好友昭君、方旭在台湾担任了大量采访工作。这是他们工作的结晶。许中云先生参与了这本书前期与后期较为重要的技术工作。
当然，如果这本书能够让你触摸到真正的邓氏秘密，那正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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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永刚2003年6月1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