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二十年至三十年，似乎就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并不是说了好玩的，带点奢侈意味的问题：譬如到底是谁命长或者结果是谁中头奖等等。这是一个十分有趣，我说，也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因为，文学史该怎么写，以及某些次要的问题，例如诗的形式曾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等，都和这问题有极密切的关系。一个大诗人的地位确定后，其他的优秀诗人，便可以在和他相对的关系及比较下，寻求各自的评价，且呈现一种史的透视。一个大诗人的代表性确定后，我们便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出他的时代怎样感受，怎样用运文字，怎样运用文字去表现那种感受。
我说每隔二十年至三十年，因为在变化剧烈的现代，似乎每隔那么一代，诗人的感性便显示出本质上的差异，足以产生那一代的新诗。如是，叶芝之后有艾略特，艾略特之后有奥登，奥登之后有四十岁一代的少壮作者，如洛威尔（Robert Lowell），如威尔伯（Richard Wilbur），如金斯堡（Allen Ginsberg）。情形当然不尽如此，以美国文学史而言，从惠特曼逝世到桑德堡和弗罗斯特开始发表作品为止的二十多年间，似乎并未出现什么大诗人。罗宾孙（E.A.Robinson）是否真正的大诗人，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悬案。一个大诗人的地位，应该是公认的，至少接近公认，亦即批评家和同行作者接近一致的推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一个大诗人也许不是由衷地喜爱，可是我们无法否认他作品的分量。例如艾略特中年以后变得保守起来，许多批评家尽管反对他的政治或宗教的立场，却无法不重视他的创作和批评，即使对他攻击最力的犹太籍作家夏皮罗（Karl Shapiro），也只有承认他的地位。欣赏和批评是两回事：前者接近主观的好恶，不必太负责任；后者接近客观的判断，是要对读者对历史负责任的。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我个人对李贺甚为偏爱，可是充其量只能承认他是次要诗人（minor poet）中的奇峰，不能说他凌驾于主脉杜甫之上。在近代英诗里，我对豪斯曼是一见倾心的；他的许多悲凉而潇洒的句子，我自然而然就记住了。然而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次要诗人，其分量尚不能与叶芝相比。
伟大是一种品质，一种不腐烂的成熟，不幼稚的新鲜，既厚实，又精美，既深刻，又自然。它是一种整体的饱满感，不易分割也不容分析。要为伟大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其困难，就像要称一称西藏高原有几吨重一样。
名声和荣誉，应该是最不可靠的标准。骚塞（Robert Southey）和斯温伯恩在当时皆有大诗人之誉；布朗宁夫人生前的盛名淹没了她的丈夫。有些诗人要死后才见阳光，如霍普金斯，如布莱克，如狄更生，像狄更生，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坛刚发现她时，曾有批评家说，她是萨福以来最伟大的女诗人。这种判断，现在看来，似乎有点早熟了。荣誉必然更不可靠。从德莱顿起，英国历届的桂冠诗人凡十五位，其中有十位连次要诗人都算不上，即使是英国文学的学生，也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多产也不能算一个标准，尽管天才的创造力应该比常人旺盛。某种程度的多产仍是必须的，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数量的庞大，因为三千篇雷同的作品，在分量上还不及三篇风格各殊的佳构。重复是没有意义的。以艾略特为例，他的全部诗产量不过四千行，还不及中世纪的一篇叙事诗，然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之中，他呈现了有机的发展和变异的风格，且对后来的作者发生很深的影响。
影响力似乎也是一个标准。一个大诗人不但左右一代风尚，抑且泽被后世。可是我们也有少数例子，说明有些大诗人虽然受到普遍和恒久的仰慕，但不一定就成为刻意摹仿的对象。李白似乎是这样一位大诗人。柯尔律治和布莱克似乎也是同类。在现代诗中，似乎也不乏这样独来独往的大师，弗罗斯特便是一个好例子。这样的区分自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不过，在普通的情形下，大诗人，尤其是提供创作方法且启示新感性的大家，一定拥有大量的效颦作者，是不容否认的。一篇模拟的作品，在间接的意义上，等于一张选票，一张投向伟大的选票。
这就引到独创性（originality）的问题上来了。伟大的作家是否具有最高度的独创性呢？理论上说来，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所谓独创性，原是一种很微妙的品质，细细分析起来，是有不同的品种的。大致上，如果一位诗人的形式优于他思想和感情的内涵，则他的形式显得分外突出，他的独创性便一目了然。在另一方面，形式上某种程度的稚拙，很容易衬托出思想上的独创性。前者可以肯明斯（E.E.Cummings）为例。后者可以史悌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为例。肯明斯的感情和主题实在是颇为“传统”的，甚且非常伊丽莎白，他别出心裁的形式因此更加垄断了读者的注意。相反地，史悌芬·克莱恩的形式相当笨拙，但他的思想却因此加倍地突出。我们可以说，两位诗人的独创性，都是在形式和内容不太平衡的对比中产生的印象。
这种分析，显然不适用于莎士比亚。在古典诗中，形式和内容是平衡的，至少比在现代诗中要平衡得多，结果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自然。自然，是现代诗中较为罕见的美德之一。自然，在乍见之下似乎不像独创，事实上它是甚为高级的独创。我们常听批评家说：莎士比亚兼容并包，但不太富独创性。不错，莎士比亚不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相当通俗；他的诗剧的情节往往是借来的；在无韵体和十四行的体裁上，他已有马罗和斯宾塞可以借鉴。可是他能推陈出新，点铁成金，起死回生，不管那是谁的铁或谁的尸。把已有的化成未有的，从已知的创作未知的，这种吸收，选择，重加组织的综合力，要说里面没有独创性，是很勉强的。此外，例如彭斯（Robert Burns），无论在主题和体裁上，都不见得有什么创新之处，但是透过他的文字所表现的感情是那样的真，那样的强烈，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油然产生一种无憾的整体的饱满感。而感情上的真（genuine）也是一种originality（独有，原有，不假借，非剽窃之义）。因此，面对彭斯、拜伦等的作品时，我们最深刻的感觉，不是独创性，而是强烈性（intensity）。我想，某些集大成的后期作家，如丁尼生，如周邦彦，皆是这种情形。
另一种可能的标准，是普遍性。所谓普遍性，我认为可作二解：第一是雅俗共赏，第二是异地同感，也就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意。雅俗共赏能否成为伟大的标准之一，似乎颇成问题。有些大诗人，如李白，如苏轼，如莎士比亚及乔叟，比较易为读者所接受，虽然欣赏的深浅因人而异。另有一些大诗人，或因文字深奥，或因想像独特，或因处理手法别出心裁，或因博学而耽于用典，在本质上不易为“软性的读者”所征服，遂有“难懂”的恶名。例如李商隐，多恩，布朗宁，便无法做到雅俗共赏，甚至雅人之中亦有不表欣赏者。像元好问，琼森，丁尼生等，自身也是诗人，当然称得上是雅人，尚且不能尽赏，何况一般读者？弗罗斯特和艾略特，并为现代大诗人；弗罗斯特雅俗共赏，艾略特既雅士也承认难懂。有时同属一人作品，读者的反映却互异。《兵车行》应是雅俗共赏的，《秋兴八首》就不尽然了。
异地同感，在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可用的标准，因为人性相通，大诗人应该是国际性的。拜伦在十九世纪的影响，遍及全欧，且远达俄国。惠特曼，波德莱尔，艾略特的影响，也是超越国界的。不过，诗是一种文字的艺术，必须借文以传，但文字是有国界的。因此，一个诗人在国外的命运，往往要仰赖翻译。大致上说来，诗的意象比较可译，而诗的节奏具有倔强的民族性，对翻译的抗拒力甚大。所以，很奇怪的现象是：平易的弗罗斯特经过翻译后损失惨重，结果往往味如嚼蜡；艰奥的艾略特变成另一种文字后，依然意象富足，占尽便宜。同样地，以音色与节奏取胜的作者，如弥尔顿，爱伦坡，史云朋，在中文翻译里，都受尽委屈。中国古典诗人在英美文坛的待遇，也荣辱不当。白居易的诗介绍得最多，俨然与李白分庭抗礼，声誉远在杜甫之上。打开英美出版的任何世界文学辞典，几乎都可以看见李白的名字，杜甫则绝少出现。
持久性是一个相当可靠的标准。时间把杰作愈磨愈亮，把劣作愈磨愈损。事实上，真正的杰作非但历久不灭，抑且因后代的作品不断引用它，影射它，学习它，而愈益光大，像滚雪球一样，例如十七世纪的读者读到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名句：
但是啊在背后我时时惊闻
时间的飞车迫近的驶声
充其量只能作平面的欣赏。现在的读者重读这两行时，那感觉，便因三百年的消逝加上艾略特，麦克利什，海明威曾加以运用的联想，而显得立体化起来。不过，持久性并不等于持续性，因为即使是大诗人的盛名，也有暂衰甚且中断的现象。例如十八世纪便以为莎士比亚粗野不文，而浪漫诗人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也受到冷落。例如艾略特的批评，便忽视了惠特曼，贬低了弥尔顿，而推崇多恩。可见一个诗人，不但生前成败难定，即身后的神龛也常常要搬家的。持久性的标准还有一个不便，那就是，不能持以衡量当代的作者。
最后，我们似乎应该考虑考虑博大性和深度。这似乎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了。我所以把这个标准留待最后来讨论，或者可以说，我的不太愿意涉及这个标准，是因为博大性或深度是相当抽象的名词，既难说明，又难指证，更难客观地鉴定其程度。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莎士比亚的博大性超过马罗，或者叶芝比豪斯曼更有深度。我们似乎又得回到前述的“整体的饱满感”，说那是浑然沛然而不可分割的。理论上说来，一个大诗人必然具备充分的博大性和深度，但此二者在一个大诗人身上组合的比例，可以因人而异。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博大性是指诗人对人生的接触面，包括他在生活上吸收，感受，容纳的广度；深度则是指他在这样的范围内对人生作过什么程度的思考因而达到什么程度的了解。这样看来，似乎有些大诗人较偏于博大性，有些大诗人较偏于深度。现代诗人，由于和社会比较隔绝，大半倾向深度的开掘，例如里尔克，例如艾略特和瓦莱里。惠特曼和晚年的叶芝应该是例外。我们发现，古代的若干大诗人比较偏于博大性，例如乔叟。而辉映百代的诗宗，如杜甫与莎士比亚，则似乎兼有博大与深邃，达到横阔与纵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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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上伟大的另一标准了，那便是“超越性”。超越性应该是大诗人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大诗人一生的创作过程，好象一个跳栏选手超越一连串的高栏，而最后一栏往往最高。任何大诗人都始于摹仿，可是他不会长久安于做一名学徒。于是他面临第一个高栏，那便是超越他的老师。这一栏跳不过，他便命定要在一片伟大的阴影里生锈以终了。跳过了这一栏，便找到了自己，也就是说，他成熟了。不过他接着便会面临另一个危机，那便是，他不久就把这一季的成熟嚼食殆尽，眼看就要露出果核。于是，第二个高栏在他面前升起。如果他跳不过去，他便命定要不断地抄袭自己，吐出一粒又一粒雷同的果核。如果他终于跳过去了，那便证明他已经能超越自己。可以说，伟大已经在那一边欢迎他了。
一个大诗人，从摹仿到成熟，从成熟到蜕变到风格的几经推陈出新，像杜甫，像莎士比亚和叶芝那样，必须不断超越，超越古人，超越时人，超越自己，事实上，每一篇杰作都是一次超越，否则修改与重写便没有意义。而超越自己是最为困难的。我想，目前诗坛的暂时沉寂，正暗示某些成熟的作者已面临蜕变的挑战。因为，只有能超越自己的作者，才会被提名成为大诗人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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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作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