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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去后无狂客--谈李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

[日期:2007-09-07] 来源:舒明武创意网  作者:舒明武创意网 [字体: ]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了一千多年的跋涉,终于在盛唐时期登上了它发展的项峰。唐盛极而衰,不仅标志着大唐帝国转向没落,也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创造历史周期的结束。生逢其时的伟大诗人李白,犹如冲天而起,跨海而飞的大鹏,“大鹏飞兮振八裔”,“余风激兮万世”。(《临终歌》)他的气概压倒了封建时代,他的精神冲破了封建牢笼,藐视王权,鄙薄礼教,向往科学,典型的反映了大唐盛世表现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力和无畏进取心,赢得了后人广泛的尊敬和热爱,成为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然而,一千二百多年来,这位冲决封建罗网的伟大诗人,生前死后,却颇受非议。尽管历代批评者各自的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对李诗的艺术造诣肯定的多少有所不同,但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站在封建制度的立场上,从李诗的内容,从诗人的为人着眼,否定李白,否定他冲破封建牢笼的伟大精神。这一点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传统社会的正统看法。因而,尽管李白天才横逸,搔首向天,梦笔生花,口吐锦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敏捷诗千首”(杜甫《不见》),“斗酒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在唐代就与杜甫一起被有识之士目为双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而从宋代起,抑李扬杜,蔚成风气,李白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杜甫遗作被精心搜集编年,注杜之多,号称千家,人被称圣,诗被称史,修祠建庙,礼遇日拢李白却一直未得到最推崇他的天才诗人得到的那种荣耀。不要说追谥加封,修祠建庙,甚至连遗作也没有被认真搜集整理过,至今连一本编年诗集都没有搞出来。就这样,从宋代起,诗圣杜甫的地位愈来愈越高,诗仙李白却愈受冷遇。但是,冷遇尽管冷遇,爱幕者有之,师法者有之,私淑弟子,代不乏人。正统社会官方和士大夫的纪念虽然少,非主流的民间怀念和赞颂却到处都有。诗圣的光辉一直没有能淹没诗仙的风采,特别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李白更是倍受寻求新思想的新人物的尊崇。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佛、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最录李白集》)这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先驱,不就是把李白看作封建时代荟萃百家、自成一统的开山人物么?他看问题,跟抑李者相仿,都是从李诗的内容着眼,但结论却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对同一人物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是很多的。究其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历史人物本身复杂,有两副面孔,相反相成的东西都集聚到他身上;一是评论者立场不同,有两种人,便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李白来说,这两种情况都存在。花了一千多年时间走上项峰的中国社会,又花了一千年的时间才走到谷底。所以,这位在顶峰上冲决封建罗网的文化斗士,颇受在下山路上蹒跚的封建卫道士们的诋讦贬抑。贬李白正是卫道。然而,下山路也是路,可能是生路,也可能是死路。有志之士要为民族发展找出路,很自然就会引李白为同调,从李白身上汲取冲决罗网,冲天而起的精神力量,爱李白正是求新。因而,李白被士大夫们从书斋里挤出来,打入酒肆之中,与酒客醉友为伍的同时,又会有士子把他请回家中,待为上宾,馨香致礼。早已作古的贤哲们穷通冷暖,全是后人自己一手造成的。
    
    这是就社会讲。就李白本人来讲,他确实也太复杂了。就诗人现存的作品看,既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愿,又有“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李白《古风十九首》)之类关心国瘵民瘼的力作。可惜这样的作品并不太多。诗章之中,字面之上,充满的倒是饮酒,游仙,狎妓,访道的内容。显然,诗人既是浪子,又是端士,既是满腹经纶的帝王师,又是贪酒好色的游冶子;既是识见超人的先知,又是吟风弄月的清客。无论哪种立论者,都能为自己在李白的诗文中找到足够的材料,把他捧上天,或者打入地。但比较起来,大概是贬之者证据凿凿,义正词严,褒之者曲引旁证,总觉心虚。
    
    比如,范传正为诗人的放浪生涯这样辩护:“公以为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折牙,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业,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将欲耗壮心,遣余年也。”(《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王稚登更为诗人被捕流放的政治冤案极力洗雪,“以同姓诸王,建义旗,倡忠烈,恢复神器,不使未央井中玺落群凶手。白亦系王孙帝胄,慨然从之。识郭令公于行间,卒复唐祚。甫虽间关行在,游离陇蜀,非不谓忠,然视白之功,眇矣。”(《李翰林分体全集序》)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总觉得有些牵强附会,永王李毕竟扯起了反叛正统朝廷的黑旗,掀起内哄;郭子议发达很早,实未受他人救命之恩。所以,连一时转变立场,扬李抑杜的郭沫若都代为不安,“辩护得煞费苦心,但如李白有知,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同意。”(《李白与杜甫》)郭氏认为李白是有错误的,“安禄山叛变时,他采取了‘奔亡’的道路,应该说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这时实在是糊涂透项了1可是郭又煞费苦恼,“曾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初步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又把李白现存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个初步统计,说到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从而得出一个为酒仙嗜酒成癖,有唐第一翻案的结论,“杜甫的嗜酒,实不亚于李白”。(同前)
    
    实际,这些都是多余的。指责者为李白有违名教而否定他,颂扬者以李白有功封建国家而抬高他,无论褒贬,都是政治第一,站在封建制度的立场上在作文章。因而,都难以认识李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真正意义,只能各运机杼,各取所需,对诗人随意剪裁,横加打扮,大违实事求是之意,有背知人论世之风,结果评论的都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李白,而不是那个历史上的诗翁,弄巧成拙,贻笑大方,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作为后人,我们的权力不是要求或指导先人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也不是把祖宗请出来为自己的见解张目,百是去认识他们思想行为的历史动力,进而认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把握古人的启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更自觉的创造我们民族、整个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所以,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必须进行客观地具体地分析,方能披沙拣金,探骊取珠,绝不能评论由口,高下在心。即如李白,他就是李白,历史上就此一人,虽号谪仙人,却既不是超凡入圣的佛祖,又不是心如枯井的修女,而是一个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知人间冷暖的血肉之躯。因而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然而他还是下笔千言,文不加点的大诗人,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所以,他的优点缺点又都是时代的反映。昔人有云,“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耶?”答曰,“譬如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观过知仁,相反相成,不解此理,难识李白。因而必须抛弃对李白鉴定式的研究。因为李白跟一般规行矩步,思不出其位的封建文人不一样,他那冲天的伟大精神,并不斤斤表现於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上;他那闪光的伟大人格,也并不斤斤表现於循规蹈矩的端士生活里,而是体现在诗作的磅礴气势里,为人的豪迈气概中,正如王幼安先生所言,“太白纯以气象胜’(《人间词话》)。所以,评价李白除了要有正确的历史演化观点外,还必须要有客观的具体分析的方法,从宏观着眼,纵观历史,明察时代;从微观入手,既考生平,又鉴作品,然后论精神,定贡献。如果真能这样做了,你就不能不承认,李白的伟大精神、天才贡献,冲破了封建牢笼,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确实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较被封建社会看作集大成的诗圣杜甫,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白冲破封建牢笼的伟大精神,突击表现在他对封建皇权的藐视上。
    
    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相应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实行的便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因此,忠君便成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总纲领,既是封建统治的经济纲领,还是封建统治的政治纲领,又是封建统治的思想纲领。起初,忠君还是相对的教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章句》)这时臣民身上还有几根骨头,“颜触齐王各命前”,臣子在君主面前还可以有所选择。后来,忠君则日益发展成为绝对的天条,“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而且还死得心悦诚服,由衷叩谢皇恩浩荡,“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拘幽操.文王羡里作》)圣君贤相们治来治去,子民身上的骨头就慢慢被抽光了,成了一堆任人宰割的肉,摆在黄土高坡上,变瘦了,风干了。杜甫能在衰退的时代中千年享祀,成为末代文人的不祧之祖,衰世官员的学习楷模,“岂非以其流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苏轼《王定国诗集序一首》)
    
    而李白则不然。他犹如“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的大鹏,根本不往皇帝陛下摆好的笼络英雄才俊的“彀中”跳,“乍向草间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他也求仕,但不卖身投靠。他有他的人格尊严,他不愿拿自己的独立人各自由才情去换取功名利禄。所以,他一不参加盛行的科举考试,二不向皇帝陈情延恩,只是在山林酒肆,引吭高歌,我行我素,“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硬靠自己的真才实学,风华名气去震动社会,让堂堂天子来屈驾相请,征辟山林。果然,唐玄宗来请他了。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记载了他们君臣相见的戏剧性场面,比较真切地表现了李白与众不同,万古唯一的精神风貌。“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脱之”。在十分落后的经济条件下,维护土地国有和中央集权的制度,依靠森严的身分等级制度,显示各色人等不同身分不同等级的礼仪,便具有法律的效力。按照仪典,臣下见了皇帝,本应三拜九叩,三乎万岁,不是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就是毛孔痉挛,汗不取出,这才是臣子的本分。夺到天下,登上宝座的刘邦,并不快乐,直到叔孙通帮他制订了朝仪,坐在金鸾殿上的刘邦看着井然有序,进退如仪的百官,这才心花怒放,洋洋得意,不由得冒出一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列传》)可见礼仪对皇帝至关重要。可是,一个来自蓬蒿的区区布衣,居然教唯我独尊的真命天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不觉忘万乘之尊”,使用专门侍候皇帝一人,连太子都尊他为兄的宦官头目,如使唤家中佣人,凭的什么?凭的是“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藐视皇权的大无畏精神,就是这种精神化作的磅礴气势,冲天气概。这种气势,这种气概,蕴含着震动世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彻底动摇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就历史意义来说,比打倒皇帝还重大。因为打倒一个皇帝,还可能站出来一个皇帝,无损于皇帝制度,而李白无视皇帝,看皇帝如常人,则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帝制度。这是李白的天性,他不仅根本不屑于匍匐在皇帝脚下表忠示敬,邀恩固宠,相反,他对皇帝如朋友,举着酒杯,跟陛下调侃,“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大有“匪伊所思”之概。东方的封建国家跟欧洲的封建国家大不一样,一直搞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正如黑格尔所说,“东方是一个人自由的,西方是若干人自由的”。李白,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不屈己,不干人”,在安陆曾受正五品的郡县长史胁迫,几乎无法安身,致使宋代的洪迈还在《容斋四笔》中为他鸣不平,“大贤不偶,神龙困於蝼蚁,可胜叹哉1然而后来竟能“以匹夫而动九重”(马光祖《李太白赞》),竟敢“戏万乘若僚友,视仇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竟至於口里不停地尽情吟唱着,“长揖万乘君,归卧富春山”,“贵贱结交心不移,唯有严陵与光武”。“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善卷让天下,务光亦逃名”。“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如逢渭滨猎,犹可帝王师”。“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足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伊尹生空桑,捐庖佐皇极。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重章叠句,连篇累牍,诗人并不把自己看作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尽管文人墨客在封建统治者眼里毫无地位,“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司马迁《报任安书》)。但诗人总爱以平等的身分跟主上打交道。他称道跟汉光武刘秀称兄道弟的严光,他赞美作帝王师的伊尹`吕尚,不就是公然在独-裁者这“一个人”面前争自由么?这是怎样一种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的豪举0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者乎?”(叶燮《原诗》)没有。除了李白,二千年间又有谁有这样磅礴的气势,冲天的气概呢?没有,一个也没有。李白之前,无此人此事;李白这后,亦无此人此事。这才真叫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怪乎陈亮为之肃然起敬,失声赞叹,“岂特文章为足法,懔懔气节安可移”(《谪仙歌》)。试想,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明朝皇帝甚至颁布“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杀”的诏令,即可明白这位“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后,在朝廷上的举止闪耀着何等的历史光彩了。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上凡有新思想的人,没有不敬仰李白,没有不热爱李诗的一个原因吧!而潜心研究李白的人极少,也可由此得到解释:老虎屁股摸不得,在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时代,离无法无天、无父无君的狂人远一点,正是中国文人的集体无意识。
    
    西方评论家说,“浪漫主义诗人都是勇敢的”。李白藐视王权,“揶揄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可以说是一个最勇敢的人。但是他的勇敢并不仅仅得力於浪漫主义。尽管他以自己的文采自豪,想落天外,俯视八极,“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相信自己手中生花妙笔的光辉,胜过天子头上皇冠明珠的异彩,“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但他决不是天纵之圣,异想天开。他的勇敢正来自历史车轮滚动的震撼。
    
    经过一千年的努力,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发展到了顶峰。在自然经济金字塔的塔尖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交换和分工日趋发达。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作坊,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何氏俨然是纺织资本家。同时还出现了靠工钱过日子的“和雇匠”,分按日计工资的“日佣人”和按月计工资的“月佣人”,俨然是无产阶级的前身。行会组织也随之愈益庞杂,仅长安东市就有二百二十行,西市规模据说还要大。市场自然也就愈来愈大,愈来愈多。国内出现了城中的夜市和乡下的草市、墟市,海路向南,丝绸之路向西开辟了新的国际市常流通手段也随着市场的扩大,交易的增多而不断改进,出现了储蓄和支付钱币的“柜房”和类似汇票的“飞钱”。家产不赀的巨商富贾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政治上的影响也在扩大,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最甚者且厕身宫廷,招揽权贵,周旋帝王,以至於唐玄宗对豪富王元宝说出这样的话,“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士农工商的排列,跟君臣父子的名分一样,眼见不顶用了。中华民族再向前发展,就会看到民主的曙光,工业的晨曦。突破封建主义的坚硬外壳,摆脱皇帝的专制统治,是呼之欲出的历史新主题。藐视皇权正是这个新主题的响亮回声。
    
    李白能与历史进程“心有灵犀一点通”,也不是偶然的。据郭沫若考证,李白出生于西域的碎叶,后迁内地,父兄都是经商的巨子。大诗人读书漫游,广交才俊,纾财仗义,挥金如土,都是靠父兄经营商业的利润。诗人既不经商,也不求田问舍,又不钻利禄之途,原来是有商业这个靠山的。所以,他虽说过,“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但日子总还过得去。然而,“士无恒产,因无恒心”。而李白不求田问舍,不做守财奴,不具有恒产,不追求恒产,因而便无正统社会传统思想的恒心,不受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出入市井,混迹渔商,醉卧酒垆,隐不绝俗。他为善酿的酒店老板纪叟下世而落泪,他为冶铜工人有声有色的烧炼劳动而振奋,他为商人家庭生活离多聚少而叹息,他为丝绸之路保卫战而欢呼,他描写了化铜铸钟的壮观场面,他赞韩愈之父在武昌开发矿业的政绩,他留下和外国友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谊,他勾勒了胡人奇异的诡谲相貌。总之,他接触了许多士子农夫之外的新人物和新生活,找到新的描写对象和表现内容,创造了新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先得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民主风气。后代对伟大诗人的纪念,多自发的出现在市上,那些“太白世家”,“太白遗风”的匾额招牌,有力地论证着,这位生活在封建时代盛极一时的大诗人,的确代表着新兴的市民阶层。
    
    相形之下,杜甫的思想便显得过于因循拘谨。“途穷乃叫阍”(杜甫《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避人焚谏草”(杜甫《晚出左掖》),“远诤守御床”(杜甫《壮怀》),“日夕思朝廷”(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孜孜以求功名,苦苦以报主恩,不就有些太寒酸了吗?徐积遍数历代文豪,“屈平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他们都在李白照人的光彩面前黯然失色了。自然,杜甫也不在话下,“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鹘”(《李太白杂言》)。话也说得不够温良恭俭让,不够温柔敦厚。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在项峰上转身,开始走下坡路,还未下坡,更未下到坡底,杜甫要“致君尧舜上”毕竟还有一“致”,君权虽已无完全的道理,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还未到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室语》)的时候。所以,杜甫效忠尽节的态度,也不是毫无道理。根本抹煞,大为不妥。然而,历史的车轮毕竟在转动,唐玄宗在经济上向巨商王元宝低头,在精神上向诗人李太白低头,都说明杜甫披肝沥胆,舍生忘死捍卫跪拜的对象,已是开始没落的物件。后代的封建统治阶级表彰杜甫,追谥他为文贞公,努力提倡杜诗把他捧为圣人,就是在挣扎,利用诗人的忠诚来巩固封建体制,维护皇帝权威。所以,杜甫的抱残守缺,自然无法跟李白的标新立异媲美。然而,骂之过当,大可不必。李白标新立异,冲破封建牢笼的伟大精神,不仅表现在藐视皇权上,而且还表现在鄙薄礼教上。皇权和礼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封建统治的命根子。所以,对封建礼教,规定很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读经限制住了男人的头,缠足束缚住了女人的脚,而且还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以礼为准,克已复礼为命。而李白崇尚自然,非圣无法,根本不理会封建礼教名分等级那一套,直抒胸臆,逞心而谈,饮酒狎妓,游山求仙,全都形诸篇什,广加吟咏,丝毫不加掩饰。既不管温良恭俭让的古训,又不理仁义礼智信的戒条,大违名教,倍受诋讦。即使赞成李白的人,为他辩护,也无法否认这是白圭之玷。殊不知这种无所顾忌,天真任性的态度,正是李白的精神冲破封建牢笼的体现。因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比如明代思想家李贽,“痛恶伪学,每入书院讲座,峨冠大带,执经请向,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带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挟妓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为伴。”(钱谦益《卓吾先生李贽》)语如金石,掷地有声,较之李白,实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跟鲁迅先生的说法完全一致,“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京派与海派》封建纲常伦理用仁义道德的说教掩盖剥削和压迫,用天命先祖的神幡来美化屠杀和榨取,是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的要害是虚伪。那些谆谆教导人们节俭勤劳,忘我爱国的人,哪个不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那些发誓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英雄好汉,一旦上台,哪个不是穷奢极欲,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因此,尊重自己,实现自我,冲破礼教,解放个性,就成了冲击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武器,以真破伪,以我破彼,就成了冲破封建制度的秘诀。“狂者进缺,进取者狂,“狂”也就成了所有思想解放战士的共同雅号。李白“痛饮狂歌”,“飞扬跋扈”(杜甫《赠李白》),主张“天然去雕饰”,跟李贽鲁迅的思想精神完全一致,都是出奇致胜,对准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冲击,从根本上否定旧秩序,旧礼教,旧人物。“礼岂为吾辈设也1李白的叛逆人生跟晋人的旷达开放是一脉相承的。后来,他的两位孙女,宁肯“俪于农夫”,不肯“改适士族”,无视礼教,无视等级,不正是乃祖伟大精神熏陶的结果么?中庸之道是不存在的。要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李诗中常被人诟病的那一部分内容才能得到正解,才能解释,为什么李白没有去更多地暴露统治集团的内幕,没有去更广地反映农民生活种种苦难,没有去更深地触动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这根封建社会的主弦,却招来多士的非议,受到封建时代的排斥。原来是,诗人“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的生活态度和“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性格特征,打破了纲常名教旧秩序的一统天下,它需要一个新的立足世界,它会带来一个新的生活秩序。而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和描写,引起的是对旧秩序疗救的希望,提供的是疗救旧秩序的方法,农民革命不能埋葬封建主义,道理正在这里。他们的立足点仍在原有的旧社会和旧秩序,所谓小骂大是也。所以尽管李白逃入醉乡,躲进歌楼,他的影响依然惊世骇俗,天崩地裂,吓倒了整个封建旧世界。所以,陈藻替诗人开脱,“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读李翰林诗》)略迹原情,颇中肯綮。陈毅元帅也为诗人分辩,“大不满现实,遂为游仙醉”。一语破的,千古案定。这些,都可以做为我们认识李白其人其诗的借鉴。
    
    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破坏后的建设是立。李白冲破封建牢笼的伟大精神,在立的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客体和本体的尊敬,对科学的向往。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受大土地所有制的制约,“以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为唯一关心的问题”(侯外庐《中国思想史》,整个忙于为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制造理论根据和实施细则。因而中国古典诗歌也以事父事君为主要任务,大做表面文章,除了屈原在封建社会的源头写篇《天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问天问地,问人问鬼,问宇宙之起源,问日月之变化外,二千年间,诗人很少关心大自然的奥秘,人的奥秘,社会的奥秘。相映成趣的只有在屈子千年之后,唐代中叶的的柳宗元,遥相呼应,挥毫作答,写了一篇《天对》,屈子才算得到了一个唯一的答复。这是发人深省的。任何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不只要有社会变革的高潮,而且要有科学技术变革的高潮作为先声。屈子的《天问》,反映了新生的封建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征服自然的雄心。气魄宏伟,互亘古未有。柳宗元答而不问,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演进,生产力的增长,封建社会孕育的新胎儿跃跃欲动的证明。而李白正是在屈子之后,柳宗元之前,以一崭新姿态,冲破封建“伦赏常治道的人生智”的藩篱,“独用天地心”,(李白《对雪奉线任域六父秩满归京》),敢于问天问地之一人。
    
    他跟朋友论道,“谈天信浩浩”(李白《赠韦秘书子春》)心驰八极,神游万仞,“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他跟古人抒怀,神魂飞越,豪情凌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城楼饯别校书叔云》)。他自己饮酒,也要邀天作伴,“举杯向天笑”(《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拉月作伴,“举杯邀明月”(《月下独酌》),他向明月发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向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玉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把酒向月》)他跟太阳谈心,“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西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於终古不休息,人非无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於春风,木不怨落於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何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日出入行》)虽然李白问来问去,跟屈子一样,也没有问出个究竟,仍然只是感到宇宙茫茫,自然渺渺,但他毕竟把自然从人类社会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把它当做了人类社会之外客观存在的实体,理清了主体和客体本体的关系,表达了探索客体秘密的愿望,显示了终极关怀的心胸,继续前进,不仅会有四大发明之类的创造,而且还会有种种自然奥秘的发现。但是,李白不是科学家,他没深入科学殿堂的责任,后人当然也不会去奢求他献出科学王国的骊珠。然而,诗人“搔首问青天”的风彩精神,毕竟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一统天下,再往前走,不就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么?杜甫为李白写照,“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确为的论,李白是无敌的,除了屈原之外,又有谁能在思想境界上赶得上李白?
    
    这里也不是说只有写探索自然奥秘的诗才好,而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定环境下,只有科学思想,科学追求才能冲破封建羁绊。那些囿於封建“伦常治道的人生智”的文人学士,思不出其位,非礼勿思,非礼勿动,只会把自然同化做人类的附庸,用来比附兴讽,托物言志,向统治者输忠纳款,曲喻谲谏,既无益于社会发展,也无补于科学进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度非常发达,领先世界,而后却裹足不前,十分落后,传统的这种“人生智唯一”的思想方式,起着关键的作用。相比之下,李白昂首青天,询日问月的豪迈气概和深刻思想,尤为难能可贵,价值无边。比如,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虽说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郑文焯《评东坡乐府》),开口就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接着也是天马行空,浮想联翩,神来之笔,千古绝唱。但究其实,还是为了怀弟抒情。所以《坡仙集外纪》说,“神宗读‘琼楼玉宇’二句,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这就是说,学生不如先生,一个始终昂首天外,一个始终低头人间。东坡虽亦号仙,虽能效法李白的诗句手法,但仍未能跳出封建“伦常治道的人生智”的窠臼,仍未能摆脱事父事君的幽灵。还有杜甫,遥望星空,双星闪耀,思绪翻腾,忧从中来。诗人没有去问天,而是去问人,他关心的不是天体演化的自然奥妙,而是人间的君臣大义,“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杜甫《牵牛织女》)说来说去,天上的星星还是要落到人间的“伦常治道”上来。这就是诗圣的本色,这就是封建诗歌的本色。庄子说,“曲士不可以语於道者,束於教也。”封建文人束於纲常名教,思不出‘伦常治道的人生智“,对自然奥秘一无所知,了无兴趣,既不问,又不想,跟李白想落天外,骋怀宇宙比,不是“曲士”,又是什么呢?相形之下,李白确实是天下无敌的。但是,这些由封建礼教造成的曲士,却统治着封建社会。他们把力量全放在研究“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上,日施手段,夜费心机,竭精殚虑,无所不用其极。管国家有政权,管村社有族权,管家庭在夫权,
    
    管灵魂有神权,管各色人等的有三纲五常,专管妇女的有三从四德。不仅管身,而且诛心,无孔不入,无法不严,只管榨取,不管扩大生产,只管限制,不管社会发展。而身心受制的中国人,也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创造力。于是中国人的历史停顿了,社会静止了,一停,一止,一千年就过去了。所以,“伦常治道的人生智”,正是扼杀思想进步,阻碍科学发展,威胁民族生存的桎梏。如果说在西方,民族思想的兴起是从打破宗教的神权统治开始的话,在中国,民主思想的兴起应该从打破“以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为唯一关心的问题”这个老传统的一统天下开始。李白以他那种“将口谈天日月北(方孝人《吊李白》)的豪迈气概,不羁精神冲击了中国古代智者执着于“伦常治道的人生智”的偏狭态度,冲破了士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僵化模式,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带来了一道光明。李白这方面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李贽对大诗人倾倒备至,赞不绝口,“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李白诗题辞》),确为见道不移之论。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巨人们时,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都在时代的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自然辩证法》)如果中国的历史沿着李白的方向推进,在中国古代的智者中间,也会涌现出“用舌和笔”,“用剑”,或“两者并用”的巨人,为中国历史前进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会少走许多弯路。少流许多血泪,少受许多痛苦。中华民族就会在认识自然,造福人类方面做出很多贡献,过上富裕的幸福生活。可是封建礼教扼杀新思想的产生,封建制度压制新人物的出现。龚自珍生活于十九世纪,尚且只能“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即使深入社会,也接触不到新生活新人物。千年以前的李白,更是无所依靠,他只能赁着天才的每锐感到历史行进的震颤,呐喊几声,只有豪言而无壮举,只有狂放而无沉思。而且由于诗人毕竟还是站在手工业和农业结合的小生产基础上,纵然豪放如仙,大笔如椽,呐喊声中也不时夹着“日忆明光宫”(《鲁中送二从赵举之西京》),“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史之秦》)的噪音,有时让人看来,他对陛下的“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亚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所以,李白自己没有成为那种呼啸着前进,用剑与笔开辟道路的巨人,在他之后,也没有跟着出现这样的巨人。“自公去后无狂客”,中国历史上那些挥剑舞笔,鼓唇咋舌的巨无霸们,实际上都是些历史小人。他们念念不忘“封建伦常治道的人生智慧”呓语,尽着为封建制度这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守灵护丧、招魂扬幡的职责。这是李白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然而,在历史推移的重大关头,李白岿然独立,藐视皇权,鄙薄礼教,向往科学,如大鹏展翅,凌空万里,强烈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未经戕贼的创造力和进取心。虽然他失败了,“中天摧兮力不济”,没有为自己的民族掀开新的一页。但是,这仍是一次成功的实验,就像划破天空的流星的殒落,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永远闪耀着它那壮丽的奇光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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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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