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不久《环球时报》就“这个时代有没有大师”这个话题作一专题讨论，请一些知名人士发表看法，记者特在北京采访了王志纲，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编辑为下文。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那是狄更斯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国力达到顶峰，中产阶级崛起，技术与财富成为信仰，物质生活空前奢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传统与经典被颠覆，艺术派系杂糅，繁荣以内包藏贫困与不公，太平盛世之下暗流涌动。
这是经济和社会飞速变革的时代，民族复兴中的中国，西方社会三百年的戏码在短短三十年内便已悉数上演，时代洪流裹挟着千年文明泥沙俱下，显文化改朝换代，潜文化沉渣泛起，巨人侏儒同台竞技，英雄与枭雄轮番登场。
我们一边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大国之姿欢呼雀跃，一边又为公平与效率的杠杆倾斜而深深忧虑；我们一边对股市和基金全民参与乐此不疲，一边又对制度的缺陷和过往的积弱反复盘点与省思；我们一边在缅怀鲁迅，追忆八十年代，一边又将谈经论道的易中天、于丹戏谑为学术超男、超女；我们一边呐喊着这个时代只有匠人，没有大师，需要大师，一边又迫不及待地意欲解构一切宏大叙事，自己走上台来给时代画像。
这是一个矛盾的时代，新的社会格局尚未固定，新的游戏规则尚未达成公允，我们试图摸索其中的规律。在此过程中，这个时代有没有大师，能否有大师，为何没有大师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
日前，笔者有幸与知识分子实现财智双赢的先锋，新科首富杨国强“碧桂园”的幕后推手王志纲，就“当今时代有没有大师”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番探讨。
王志纲认为，这个年代需要能贯穿古今、打通学理与事理的人来问诊和把脉，需要历经变革的人对变革记录、思考与粗加工，为后世留存史料，为大师积攒养分。
这个时代还出不了大师，但这是一个孕育大师的时代。
等这个变局与盘整的大时代过去，我们的子孙后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时候，才可能出大师，但这些大师是吃着我们的馒头和粮食长大的。"
记者：如今舆论时常掀起“造神运动”，各个领域被冠以“大师”之名的不在少数，为世人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化，您也被媒体成为策划大师。但同时又有一股话语，说中国呼唤大师但如今只有匠人没有大师。您觉得当下这个时代中国有没有大师？
王志纲：这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这是一个上承资本原始积累、文化少人问津的改革初期，下启知识的价值被重新认同、“软力量”被纳入语境的过渡性的时代，出的是过渡性的人物。依靠他们特殊年代的知识结构和不可复制的特殊经历，对层出不穷的冲击和反应进行初步的判断和考量，对此起彼伏的观点和人物进行粗略的梳理和敲打。也许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等这个变局与盘整的大时代过去，我们的子孙后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时候，才有可能出大师。资本的积聚与物质的积累在我们这一代人完成，他们是吃着我们的馒头和粮食长大的，能从我这里获得很多《笑林广记》这样的笔记和野史。他如果感谢我可以说明一下是吃的谁的奶，如果不说明我也无所谓了。
记：这个时代确实需要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人来问诊和把脉，您和您的团队是否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王：我认为财富是水到渠成顺势而来的，是附带的结果而不是目的。从文革到改革，从大西北到珠三角，家族的遭遇和记者的经历让我这几十年来亲身感受了太多东西了，中国发展变化太快了，三十年等于西方三百年。这个过程有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问题，需要有人来做打包和整理的工作，需要亲身经历有切身体会的人来做这种粗加工的活计。我有兴趣，也有使命感，我不去做谁做。
记：工作室是怎样完成这个任务的？
王：打个通俗的比喻，我们既要屠龙,也要屠猪。我的任务就是现场屠宰，放血，然后我的团队过来除毛、剔骨、清理猪下水，打整出各个部位的肉，以便做成一些很好的罐头。后续的烹调工作我们不做也没有时间做。我们会让客户分解给众多下游专业公司。我们是在急行军，我们是尖刀连。比如春节后做重庆大三峡的旅游策划，半个月走完三峡，我不断给我的团队讲三峡的故事，从李白到杜甫到刘禹锡，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再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我已经能将这些打通但他们还达不到。顺藤摸瓜进一步延伸和挖掘的工作由他们来做，我只能又背上行囊匆匆赶往贵州去了。这个时代太缺乏像我们这样能做愿做这种“屠宰”工作的人了，这种工作必然不可能像大美食家，比如写留下《随园食单》的袁枚那样，细尝慢饮。那像一杯清茶，但这个时代需要烈酒。
“我非常感激这个时代，让我们遭遇了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时代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去体验。这是个另一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结束，我们的后代方能在我们的基础上编写新时代的《史记》和《四库全书》。”
记：如您所说，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那生在这个时代是幸或是不幸呢？
王：我丝毫不是想贬损我们这一代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样披荆斩棘的工作必须要有人去做。蒙昧不明的年代需要神父与布道士，余秋雨也好，易中天也罢，就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有其价值而且不可或缺。我非常感激这个时代，让我们遭遇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时代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去体验。这样丰富的经历是我的祖先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前人几辈子都没有我一辈子经历的东西多，这是时代给我的馈赠，我很珍惜。虽然我们现在形色匆匆囫囵吞枣，难以推敲和咀嚼，这是我们的遗憾，没有办法。但相当于另一个春秋战国时代，也许当这个时代结束了，我们的后代方能在我们的基础上编写新时代的《史记》和《四库全书》。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时代好比群雄混战的战国时代，您属于游侠式的人物？
王：“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我是游侠派的（笑）。我的心态非常好，只论耕耘不问收获。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饱览春色无边，我为什么不去充分认识它呢？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发现了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物种起源》和《人类进化论》就是奠基性的东西。后人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你可以说它粗略，但不得不佩服它的广阔，因为它属于一个时代。我的条件已算不错，我是野生动物，市场化浪潮下可以独立生存，不需要靠卖书、靠讲练赚钱，所以我可以置身事外发表“丙方的观点”。
工作室的文库有十本书，最近正在出版，是我们十年心血的结晶。正如你所说，这是一个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百家争鸣。这个时代结束，我们的后代方能在我们的基础上编写新时代的《史记》和《四库全书》。在为文库序言写的最后一段话中，我也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我一直强调“我们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我们之所以敢于去实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这样一个梦想，也是基于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感悟和认识。当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对平静下来的时候，真正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文化上，将会有大量的东西供后人消化和整理。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喧嚣的时代，但喧嚣过后的三五十年内，我预感到，中国很可能真正出现一批巨匠和大师。那么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巨匠和大师呢？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批探索者，留下了很多素材、气氛和环境，使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从这点讲，可能我们只是一个探路者，一批过渡性的人，但我们充分燃烧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