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记者参观团访延安
中外记者历尽艰难终于成行
1943年初，美、英、苏等盟国记者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各国驻华使节的积极支持。国民党当局极不愿意，只好采取拖延战术；到了1944年5月，实在拖不下去了，也只好改口答应，改用派人参加记者团加以严密控制的办法，并将活动的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还为参观团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有31人，成员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科马克·夏南汉神甫、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还有合众社、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以及一些国统区大报记者和部分国民党官员。国民党政府为这个参观团指派的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还有一名专门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另派《中央日报》记者、CC分子张文伯参加。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者”叫杨家勇。这个人是个冒牌记者，其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为装潢民主的门面，也让个别民办报纸记者随行。
王震在中外记者面前尽显英雄本色
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亲自领导这次记者团来访的接待工作。在具体安排访问日程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由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出面接待。
会后，周恩来把王震找来，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王胡子，今天把你找来，给你个特殊使命，让你当几天外交官，去和即将来访的中外记者团打几天交道。”
对此事，王震已有所闻，笑着回答说：“我是个粗人，让我去完成这个使命，你不怕我捅娄子吗？”
周恩来说：“不怕。都说你王胡子外方内圆，方者原则性也，圆者灵活性也。我相信你会善决机宜，把事情搞得很好的，捅不了什么娄子。”
记者参观团来延安前先行访问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领蒋鼎文和阎锡山。5月31日，由阎锡山的防地西渡黄河，当晚来到陕甘宁边区所辖黄河西岸凉水崖。这是陕西省延长县一个偏僻小村，当地政府帮他们在农民家住下。6月1日早晨，王震率领陈家康、马寒冰和少数警卫人员，带着一批骡马来到凉水崖。
记者福尔曼后来在他的书中记述了这次会晤的情景：
37岁的王震是共产党军队里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是一员经历了17年内战和抗战的宿将，在他矮瘦而精悍的身体上有7处伤疤。他对我们所带的照相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还有一点孩子气。他微笑着，不断地嘬着他那外国式的破烟斗，折断的烟管缠得像他那赤脚穿着草鞋的大脚趾一样……
6月3日，王震带领他们行经一个小镇。当地政府安排其住定后，《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独自走出住处，东张西望，按照他在重庆领受的“任务”，到处查找鸦片烟苗。他闯进一农户家问：“有没有鸦片烟？”农民回答：“没有。”张文伯又问：“种不种？”对方回答：“不种。”他却仍不死心，独自溜进山沟，发现一片翠绿的青苗，自以为是鸦片烟苗，就拔了一株，拿回去给中外记者看，说他找到了鸦片幼苗，让大家“拍照”。大家一看，是一株青菜的幼苗，嘲笑了他一阵。张文伯原想找点诬蔑陕甘宁边区的“材料”，结果却闹了笑话。
第二天一早，记者团的人员正要骑马上路，王震态度严肃地斥责说：“有个别记者对鸦片很感兴趣，我准备请他留下来，让他到处去走走看看，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再回去。”王震还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如果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１听到这个严正警告，张文伯吓慌了，急忙战战兢兢地说：“我是与记者团一道来的，要与记者团一道回去，我不能一个人留下来１他那一副窘相，引来记者们的哄笑。这事在记者团引起强烈反响，记者团的中国记者推派两个代表：《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和《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上前说情，王震才同意张文伯随行。7月25日，张文伯返回重庆，在《中央日报》编辑部报告陕北之行经过，说到此事还谈虎色变。有人说：“王震当时并没点你的名，你何必站出来声明，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张文伯心有余悸地说：“你们不知道，王震那双眼睛多凶啊！他说那番话时狠狠地盯着我，我真怕他把我留在延安不让我回来１
6月6日，记者团到达南泥湾。第二天，叶剑英总参谋长从延安赶来，接见了全体记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随后便与王震和三五九旅其他几位负责人陪同记者团前往七一八团参观访问。
6月9日，记者团由叶剑英和王震陪同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30多孔新开的窑洞里。当天下午，中共中央负责接待的同志向记者们介绍了访问日程：在延安参观1个月，然后去晋绥等根据地参观3个月。
毛泽东谈笑之间纵论天下
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记者参观团。记者们对延安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和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的问题也特别多。负责接待的延安交际处负责人金城这样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十分兴奋。”
在参观团的记者们眼中，毛泽东很善于利用新闻媒体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作宣传。参加过这次会见的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毛则相反，他极擅长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俭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有记者问到传闻中的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答道：“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当有记者问毛泽东对欧洲刚刚开辟的第二战场有何看法时，毛泽东答道：“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
美国记者眼中的延安：一座“美好的城市”
这次记者团来访使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像1944年7月1日的《纽约时报》评论的：“无疑地，5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在美国记者眼中，延安是一座“美好的城市”。美国著名的历史学者迈克尔·沙勒后来写道：“共产党人是在没有外国援助以及在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取得如此成就，更加值得注意。不幸的是，国民党新闻检查系统在这些报道抵达美国前作了删改。以后他们就拒绝任何人再通过封锁线。”《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在报道中说，他相信八路军战士是他“在中国任何地区中所见到的穿得最好和吃得最好的”。
但囿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还不能就记者们提出的一些敏感问题作出淋漓尽致的回答，这让有些记者不满意。毛泽东当时也有所察觉。后来他也曾遗憾地说：“斯坦因、福尔曼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时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戳破蒋介石。”
记者团在延安前后参观了一个多月。他们参观了边区政府、新闻单位、中央医院、兵工厂等，还会见了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一个长期被严密封锁以致被严重歪曲的新世界，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对此，国民党当局派来的记者团领队十分恼火。记者团原计划参观3个月。结果，在延安的活动日程刚结束、准备去晋绥根据地参观时，谢宝樵和邓友德两个领队就强令中国记者迅速返回重庆，使得一部分原来想到其他地区去看看的中国记者悻悻地离开了延安。
留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则对国民党领队的约束置若罔闻，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武道还于8月下旬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
后来，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福尔曼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后，西方媒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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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伟
转摘自：环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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