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振兴，是中国人民的宏伟目标，也是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心愿。但是，如何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呢？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博大精深，浑然浩瀚的中华文化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振兴的航载器。
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且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存在、凝集、发展、进步的基石。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中华民族又是唯一创造了古代文明——中华文明而又保留下来的民族。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有过灿烂辉煌，也有过许多坎坷与灾难，遭受过外敌的入侵甚至外族的统治。但是，中华民族一直没有被灭亡，被异化；相反，入侵者进入中国后，都被同化了，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如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其结果是五胡的消失、中华民族的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版图；同时，在中国版图之外，还存在一个远大于中国版图的中华文明圈。直到17世纪，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社会。就是在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坚船利炮不断对中国进行残酷的侵略与疯狂的掠夺，甚至妄图瓜分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中国人民就是以自己的勇气和毅力，不断抗争与反抗，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用血和火筑起了一道道长城，保卫了中华民族不被灭亡，同时也使侵略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不可侮。一位西方哲人曾把中国比作一头睡狮，睡狮醒了，就会发出震人的吼声。追循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说，中华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诞生于炎黄时代，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包括道家、法家、墨家、佛家等形成的综合文化体系，博大精深，浩繁无比，其思想核心是中庸与兼融。中庸是由孔子首先提出，并被称之为至大至高的道德准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篇》）。但是中庸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中庸》一书中来作些了解。
在《中庸》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然。”
即是说：上天把天道赋于人形成品德,就是性(本性)。 遵循本性自身发展的规律而行动就是“道”,圣人把“道”加以修明并推广于普通民众,就是“教”。
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表露出来时(这时人们内心处于虚静淡然的境界),称为“中”（守中）；表露出来后符合自然常理，社会法度（且能使情感中正和谐）称为“和”。“中”是天下人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则。达到了“中和”的境地，天地万物便各在其位，各得其所而运行不息，尽情生长发育了。(《中庸·纲领》)
其意是说：人们的思想行为（喜怒哀乐）应该经常保持淡然恬静的状态，不要轻举妄动（守中）；要行动就必须符合自然常理，社会法度，按客观规律行事，这样，你的行为就会获得成功，社会也就会从你的行为中受益。如果让天下的人都能经常处于守中状态，且都能按客观规律行事，则全社会就会处于中正和谐状态，天地万物各在其位，各得其所，生长竞发，运行不息了。这就是天道（中庸之道）。而要做到天道，就必须进行教育，通过“教化”来引道人们遵循天道而行动。
兼融。兼融就是包容一切，融合一切。中华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就包括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军事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各种不同派系，他们不仅能独立存在，而且总是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他吸收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成份。特别是佛教，自传入我国后，不仅落地生根，而且融入了儒家思想而被广泛流传，鼎盛时曾与儒教平分秋色。文化的兼融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自元古时代开始，历朝历代，境内境外各不同民族，通过中华文化这一主心的凝聚作用，源源不断地汇聚、融合而成为一整体。无怪乎评书家评论赵匡胤统一中国时说：真李假李让出河山。中华文化的这种中庸与兼融思想，经过孔子及其后来学者的提倡与发展，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与国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统治者则推行德政思想，讲究行仁政、争民心、顺民意，取得统治平稳；平民百姓则讲究平安处世，克勤自俭；对外或邻里之间则以和谐为贵，不结仇怨；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着长期的相对稳定；虽有战乱和分裂，但总是朝着统一与安定的方向发展，促使中华民族繁衍不息，走向强盛。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元祖及清初康、乾等几个皇帝有较大的国力扩张行为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奉行外和内安的政策，很少对外发动激烈的战争，即使发生了一些战争，也必须以安抚善后，保持一方安宁。这种外和内安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的平安稳定，又深得境外国家与民族的敬佩，历朝历代，周边各国家和民族大都与中国友好交往，接受中华文化，有的还向中国称臣，成为中国的属国。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周围就出现了一个中华文明圈，到了明清时期，这个文明圈扩大到西亚，东、南洋，以及印度洋西岸，并且影向到欧美等地。
其次，中华文化特别提倡一种舍生取义、勇于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即为了正义，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敢于斗争、敢于拼搏、不怕牺牲，义无反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民族生存与搏斗的历史，灾害和战争总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时时窥视着我们；但是，我们的祖先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和伟人，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英勇的牺牲和贡献。为了人民免除洪灾的威胁，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李冰父子两代修都江堰；屈原因为热爱祖国而写出了万古不朽的诗篇—离骚，并且由于楚国的残败而投江殉国；苏武带着旌节到遥远的北海去牧羊；而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等，则在国家危难之际，不顾身家性命，驰骋缰场，无不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浩气，受到后代人民的永远缅怀，名垂千古。并且，无论我们的正史、野史还是百姓口碑，对他们的英雄行为、高尚品质都极力颂扬，深情怀念，并教育后人永远学习；致使在整个国民中充满极为浓厚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有难、勇当效报，成为社会时尚。由于有了这种可贵的国民精神，在近一百多年来，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讹诈以及解放以来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富强，中华民族不怕牺牲，敢于反抗，敢于抗争，敢于奋斗。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杨靖宇、张自忠、狼牙山五壮士、抗日联军的八女投江、向秀丽、焦裕禄、邓稼先、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王永志，以及一九九八年百万军民战洪魔等等，展现了一幅幅英勇悲壮，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页。这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另外，中华文化还讲究忠孝仁义，廉勤谦耻，博爱厚友，诚信互助，妇女则讲究贞节自重，为官者则讲究恤民爱民，为将者则身先士卒，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和人们追求的道德至高境界。
中华文化除了这博大精深，浑然浩瀚的内含外，还有其独特的内质。其一，它表现出出色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很多成语就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说“四两拨千斤”，就是说只要发挥你的智慧，想出办法来，就能用四两的力拨动一千斤。其实，我们的先人就很出色地使用过它，特别是在军事上。历史上有不少战争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取胜的，如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秦末汉初的楚汉之争，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东晋与前秦的肥水战争等等，成为历代军事家学习的典范。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思维形成的，故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再比如说：“去伪存真”，把假的去掉了，真的就出来了。这不就是今天常用的剔除法么？“水到渠成”，只要把要做的事都做好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不可全及”，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想出来，做下来。“公擎事举”，大家齐心合力，要做的事情就容易了。还有如：三思而行，人定胜天，博爱厚友，礼尚往来，防微杜渐，因势利导，深入浅出，水滴石穿，玩物丧志，积重难返，疾风知劲草，强将手下无弱兵，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智者不惑、勇者无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多不胜数，表达了各种哲理、智慧，丰富博大。除此之外，浩如烟海的经书典籍，犹如一个巨大的智慧之海，只要我们去挖掘、寻找，就能找到无数奇特的思维方法，启开我们的思维之门。故此，我们有了这奇特的思维方式，我们所做的事总是那么出人意料。古人且不讲，就以今天的情况来说就确是如此。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神州号载人宇宙飞船上天，中国芯片的产生，各种生物技术的发展等等，都令外人震憾、惊服。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曾断言汉字不能进微机，是要淘汰的文字；但是我们的电脑专家创立了五笔字形法，不仅汉字进了微机，而且在微机操作中是运行最快的文字之一。我们真正抓经济建设也就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事，但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瞠目，如今正阔步闯入经济大国，全民向小康迈进。在国际上，华人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也都是那么出色，都得到了当地主流社会的肯定。中华文化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创造力，应令每一位华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目前，我们还没有对这方面作出系统的研究，如果能在这方面找出一些具体的有规律性的东西来，那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了）。
其次，中华文化函盖丰富，意境深远。且不说经书典籍，就是中国文字也很出色。据报导，莎士比亚在当时的英国是一位出色的大文豪，但在今天，他所掌握的词汇只能算半文盲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扩张，使英文单词增加了好几倍，而英文单词的记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是，我们的汉字，虽说有四万多个，但常用的汉字仅六、七千，在知识爆炸的今天，要表达事物的词汇成倍增长，我们使用的仍然是这六、七千汉字，其表达内容的丰富就可想而知了。而表达同一事件，我们所用的字也是最少的。据说在联合国的五种文字文本中，最薄的就是汉字文本。就是汉字书法，也很特殊，即表达文意，又体现了艺术美，当词语文意与书写艺术巧妙结合时，能达到奇特的美学境界。而意境深远更是使人想象无穷。比如说“东施效颦，沾沾自喜”，指说美女西施因痛苦而皱眉，但却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使人们更加怜香惜玉；丑女东施见状也学着皱眉，自以为能象西施一样美丽动人而沾沾自喜；殊不知她的表演却使自己更丑陋，更使人讨厌。它引喻一种缺陷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种美好形象的衬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使其缺点更加显露，更使人不能忍受，其表达的意境可以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前面提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自然界中生物竞存的恶劣环境和人类社会中相互争斗的复杂现象表露得淋漓尽致。还有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表现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的是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现的是一种“恕“道；“学而不厌，悔人不倦”表现的是一种治学精神，等等，可随手拈来，任你选用。
中华文化的这种浩瀚深奥的内含，潜能独特的内质，锤炼着中华民族，缔造着中华文明。今后，它应更会发辉其特有作用，推动中华民族崛起。
然而，进入近代文明后，中华文明确败给了西方文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两位特殊的人物：战国后期的韩非和西汉的董仲舒。韩非通过研究总结前人的观点，提出了一套以势（权势）、法、术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统治理论，即把势、法、术三者结合起来，集一切权力于国君之手，实行“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的专制统治，这一理论获得了秦始皇的赏识并全面推行之。随后，董仲舒在总结了先秦阶段各种道德思想和秦朝灭亡的教训后，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以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把君臣关系说成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不可违背，正常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被赋以神的色彩（三纲）；并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把孔孟儒学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移植于“三纲”之中，即在“三纲”规导下的“五常”，以此来破除人们对君权的怀疑和不满，从而达到纯化人们的思想，稳定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一理论被汉武帝全面接受。因此汉朝在继承秦朝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又宣诏“三纲五常”道德伦理，实行既独裁而比秦王朝的极端专制较为平和的统治制度。以后各朝都沿承秦汉之制，并对其不断补充和完善，对维护、延续封建统治制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原本是天下人所共有，但封建统治者都把国家视为一己之私。为了褒渎这一己之私的合理性，他们神化皇帝，把皇帝称作天子，把国家与皇帝等同起来，朕即是国家，国家即是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使臣则实行奴化，以效忠皇上为终身行为，战战兢兢，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美其名曰“赐死”。对平民百姓则实行愚民统治，以愚黔首。其后果是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皇权，奴才与愚民的黑暗社会形态。其次，本来是要按客观规律行事的中庸思想也被演化成平庸、平谈无奇或无所作为。由于中国国土的富饶与完整性，使得这种思想非常深入人心，统治者追求无为而治，平民百姓追求平安稳定，只要社会不出现极端状态（如大灾大饥），人们都会忍受着各种不平，安顺地生活。这种黑暗的封建统治，无所作为的平庸生活，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极为缓慢；当西方已进入到近代文明时，中国仍然处于十分封闭落后，且以农耕为主的原始社会状态。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鸦片战争以舰艇和炮弹打开中国大门后，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物质文明，国人先是一无所知，再是措手不及，继而自卑于西方文明之下。
其二，西方全面进入中国是以殖民主义形式开始的。鸦片战争后，虽有传教士等文化人士进入中国，但更多的是西方各国对中国十分严厉的侵略，与中国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最残酷的政治讹诈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快速地进入极度贫穷状态。这样，在中国国民中产生了对西方文明的恐惧，对中华文明的疑虑，而屈从于西方文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并不断否定自身文化，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由于以上原因，中华文明在近代社会激烈变革中不断衰落，败给了西方文明。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中华文明在17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先进地位，只是在近100多年来，才落后于西方。但是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华文化因其浩瀚的内含与独特的内质，一直受到世界的肯定和敬重，即使中国处于危机之际，不少西方人士仍然钟情于中华文化。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把英、法联军火烧园明园一事，比作两个强盗行凶作恶，对他们作了最严厉的谴责，可见他对中华文化敬仰之意。我们不少文化古籍如《论语》、《易经》、《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策书《鬼谷子》等等，都被大量译成各国文字，传入世界各地，受到各国学者的称颂。根基深厚的中华文化，不仅支持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不断抗争与奋斗，并经过100多年的奋战，赢得了独立和解放。建国5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华文化同样支持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走向繁荣昌盛。
当今世界既激烈动荡，又充满希望；虽然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但更多的是竞争与挑战，显现出一幅当代的春秋战国情景，“诸侯”林立，相互竞存。在近一百多年来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华民族，要想重新崛起，重现中华文明的辉煌，是一项既雄伟而又艰难的运作，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但是如何崛起呢？用武力吗？应该说是行不通的。历史上那些凭籍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如中国的秦王朝、元王朝，外国的古罗马、古波斯，兴国时是何等强大、威风。但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强权政治之上的，建立在奴役广大人民的基础上的，都没有过多久就灭亡或衰落了。法国的拿波仑曾想凭籍武力统一欧洲，结果却落得自己也被囚禁在一个荒岛上。更不用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了。而且，人类社会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变得文明和理智，任何非理性的行为都会遭到谴责和反对；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武器的进步，也使战争的双方没有赢家。因此，我们应该学习我们的祖先，走和平之路，以精深浩瀚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特有潜能来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振兴。
首先要尽力弘扬中华文化。文化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一方面，它体现的是知识，是人们认识和驾驭客观世界的能力；但更主要的是人的信仰和理念，是人们的精神依存。当一种优秀文化被人们接受并形成行为规范时，就会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成为变革社会的源泉。当今的美国能够称霸世界，成为人们追崇的对象，除其发达的经济与科技外，应该说有它一定的文化优势，它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法制等是人们向往的理想境界。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有其特有的优势和魅力，它支持中华民族从愚蒙走向文明与进步，是中华文明的催生剂，催化剂，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全面充分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用其精华，剔其糟粕，发掘其独特内质，使其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当然，我们还必须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成份融入其中，使其具有更好的潜能。当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被世界广泛认同，其独特的质能重显威力时，也就是中华民族崛起振兴之日了。
以中庸之道，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庸的本意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围绕一定主轴进行，而人们必须遵循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行事，以求得社会的中正和谐和健康快速地发展。中华民族的崛起，也有一条主轴，这就是中华文明。我们要发展，要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华文明为主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能割断历史，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完全套用西方的发展模式，结果引起经济直线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国家处于一片怨声载道之中；由于人口少等原因，他们总算挺过来了。而我国恐怕不行。我们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文化根基深厚，任何不切实际的作法或错误行为，不仅会给国家带来损害，而且会引起思想文化的冲突，造成社会混乱。另外，我们有13亿人口，社会承载十分沉重；同时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适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和制度，现有体制和制度很容易受到政治动乱的影响，加重社会承载力度，甚至会出现严重后果。比如说目前的粮食生产体制和卫生保障体制一出现混乱，后果就不甚设想。我们的粮食生产会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六十年代的全国大饥荒，饿死的人口超过千万，而在今天，可能会以亿计算。2003年的“非典”曾引起全国性恐慌，只是由于有较健全的卫生保障体系，并作出了正确决策，才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如果现有医疗体制一旦遭受破坏，而新的体制又没有建立，只要出现一种或几种流行疫病，产生的可能是灭顶之灾，整村整乡绝无人迹就会重新出现。而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经济崩溃，国防倒塌，国家一片混乱。到时，人家不需要什么先进武器，也用不着调兵遣将，我们自己就会把自己弄得倒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以，实事求是，按中国的国情办事，以中华文化为载体，按照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有序的改革与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轴，今天的中庸之道。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伟人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大门搞建设。改革就是革除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改掉那些陈腐的规章制度，创造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开放就是走出去、引进来。走出去，就是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磨炼自己，体现我们自身的价值；引进来，就是把人家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引进来，融入我们的建设和管理之中，为我所用，为中国人民造福。
施仁政、争民心、顺民意。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富强，兴旺，就必须取得民心，让老百姓支持你，和你同心同德，共同治理、建设自己的国家。而那些不顾百姓死活，强征暴敛，穷兵黩武的统治者，最终都会失去人心，连亲戚都会背叛他。上兵伐谋，我们的先人已经做出了榜样，中华民族要崛起，要强盛，要兴旺发达，首先必需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有一个安康、宁和的发展环境。再就是依靠国人的智慧和能力，谋划未来，加快发展，使国家能迅速走向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让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科学、民主与法制。科学、民主与法制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在我国远古时代就有尧、舜禅位让贤的故事，并且一直得到后人的称赞，被尊之为圣人。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礼记》中记载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在这样的社会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孟子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而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谁得民心，谁就可得天下。法制在古代的中国也是厉行有为。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把一个弱小落后的秦国变成一个强大先进的秦国，变法非常成功。由于他制订的法律非常有效，且深入人心，连当时秦国的太子触犯法律也受到了惩罚，以至太子继位后，他受到迫害难逃厄运，“作法自毙”以成语形式流传至今。科学技术的出现也相当古远，据传说在远古时代，黄帝为了打败强敌蚩尤，就用了指南车。尧帝时天文历学已把一年推算到了366天，且以零取整设闰来调整节气的稳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尚书·尧典》）。汉代张衡制地动仪，直至今天仍有它的实用性。而四大发明更是世人皆知的事了。科学著作也很多，其中明末清初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国外。纵观以上情况，科学、民主与法制，我们的祖先都有非常伟大的创举与表现。但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以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稳定，科学与民主就遭到了封杀，焚书坑儒，禁固思想，愚治天下。秦王朝虽然只存在短暂的时光就灭亡了，而以后各朝统治者，虽有仁政与暴政之分，但为了保持其家天下的稳定，都把民主思想视为异端邪说，严加剿灭。科学技术也被视为下贱之类，“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为君子所不齿”（韩愈《师说》）。各朝统治者都标榜法治，但法是人所制订的明于天下的条文，而权术则为国君所独有，所以这些统治者更注重的是权术，当权与法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要以权代法了。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科学、民主与法制被摧残得花凋叶落，而各种封建毒瘤如独裁、迷信和皇权等却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毒害人们的心灵。今天，皇权的结束快近100年了，但各种封建毒瘤的遗毒仍然存在，并阻碍和毒害今天的科学、民主与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因此，推行科学、民主与法制要与清除封建遗毒结合起来，一并进行。
科学、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是一项最大的民心工程，我们要争民心、顺民意，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其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具有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行为，都能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依法办事，则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封建迷信能够破除，贪污腐败能够遏制和惩治，官僚作风能够克服，各种不正之风都能够纠正。如此，则实现中华民族崛起振兴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软弱和妥协没有和平，落后要挨打，只有强盛的国家、强大的国防，才能保证崛起振兴的实现。而且，我们目前还存在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台独”，如果让其坐大，就会积重难返，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在崛起的同时，随着国力的增长，应该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以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受损害。
破除迷信，树立信心。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创造了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中华文明，造就了无数出色的优秀人物。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还处在荒蛮愚蒙之际，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灿烂发展的文明时期，出现了孔子、孟子、老子、墨子、荀子、管仲、乐毅、商鞅、孙武、孙膑等等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等杰出人物，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形态。在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大批名人的出现和各种科学发明的涌出，其中，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开创性工作。在今天，中华民族无论在国内、或者国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在美国，华人科学家、专家、学者、教授，比比皆是，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肯定和称赞；致使在美国社会中流传这样一句话：“美国的财富在犹大人口袋里，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在其他国家，华人都被视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国内，国人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改革开放后短短二十多年，我们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在当今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科技大国；我们不仅出了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肝外科专家吴孟超，创立了汉字微机输入五笔字形法，并把自已的神州载人飞船送上了太空。更值得赞誉的是中华民族具有非常出色的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精神，不怕苦，不服愉，只要认准了要做的事，就必定去做，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上世纪50—60年代，超级大国挥舞着核弹对我们进行讹诈，尽管我们处在非常困难时期，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勒紧裤带，努力奋斗，只用了几年功夫，就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同样，当中国人认为需要在奥运会上拿更多奖牌时，也是十几年的拼搏，在28届雅典奥运会中，我们拿到的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二。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以无比执著的精神，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科学实验，用新的理念打破世界性自花授粉育种禁区，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为我国粮食增产和农业科学开辟了一条崭新大道。以上这些，还包括更多令国人骄傲、世界惊憾的成就和成果，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都是国人智力、勇气和毅力拼搏的结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而自豪。
我国有13亿人口。有人通过科学分析并论断，在每千人中有2—3个智力超众的人物；这些人群通过科学的培养，都能成为十分出色的人才，如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有作为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杰出的科学家，如国家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学科带头人，大型工程、企业的总指挥，总计设师等等，如此计算，全国就有几百万人之多。其他能成为工程师、专家、教授、学者以及能工巧匠、各色艺人等人物，那就更多了，可以说有几千万。就是在寻常百姓中，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智力资源。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只要群策群力，都可以造就出伟大的事业来。如上世纪70年代，安徽凤阳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体制创新，80年代出现的温州模式，都是由群众自发启动、推进而发展成巨大变革社会的力量的。可以看出，在我国13亿人口中，所蕴藏的智源浩瀚无边。目前，我们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大学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种人才都会得到发掘和培养；只要把这巨大的智源进行充分发挥和科学组合，我们就没有不能办到的事，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我们用自己的智源，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今后，我们的智源所产生的威力更会震憾世界。
但是，千年的积习，百年的积弱，还有文革中的一些习气，目前，在我国民众中存在两种不好的思想倾向。一是目空一切，自我为是，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动辄就喊打，甚至把普通老百姓和敌对势力混为一谈，不分敌友；其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孤立了自己。另一种是对自己全盘否定，总认为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而外国的东西，哪怕是垃圾，也是好东西；甚至毫无国格、人格，仰仗于国际反华势力，做危害中国人民的事。这两种人都是头脑不够清醒，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看不清变化中的现实中国，也看不清世界的发展潮流。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曾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先进地位，只是在近100多年来，才落后于西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能够独立自主地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是在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中才开始加速的，而所取得的成就已令国人振奋，外人敬服，已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能力与魄力。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东西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还存在很多社会问题，如腐败问题，“三农”问题，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失业人群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保险问题，等等，有些问题还很严重。但是我们的国家正在正视这些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一定改进，如取消农业税、惩治腐败等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不少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大多大多，有些问题又很大，比如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要想彻底解决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凭着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凭着中华文化的潜质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我们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不仅有能力解决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而且有能力解决中国的发展与建设问题。21世纪，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崛起。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破除迷信，树立信心，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振兴献智献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