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9月，当19岁的罗伯特·赫德乘坐“爱渥娜”号轮船从香港前往上海时，他沿途看到了一个古老帝国的最后挣扎。《赫德日记》记录了他悲惨的见闻：战乱席卷了长江中下游，昔日最富庶、最繁华的两江三省，无数市镇成了废墟，野狗大摇大摆地出没在长满了野草的废墟间，以几千万死难者的尸首为食。
“两江三省”是帝国旧农业的最后精华，现在却从地图上被抹去了。庞大的政府军的防线犹如一张纸那样单薄。同时，帝国财政成了一个笑话，维持在几十万两存银这样的水平上，仅相当于一个富商的家产。这进一步造成了帝国的裂变：这一年早些时候，许多官员、绅士被允许招募接近于私人化的民兵，几乎同时，从扬州府仙女镇开始，“厘金”迅速地蔓延出去，成为主要的军费来源。但征收厘金的关卡也迅速地落到了那些拥有私人武装的地方官员特别是军发——从湘军、淮军到北洋军——的手里，也就是说，不管叛乱能不能被平息，“军发”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最可怕的是，麻木、蒙昧、苟且蔓延了这个国家。呀片的销售不仅没有因为战乱受到影响，反而增长了。这是一幅死气沉沉的图景：席卷全国的战乱、灾荒，军阀的萌芽，乃至呀片、腐败、令人作呕的礼教气味……一切的迹象似乎都表明，一个王朝崩溃在即。
儒家思想与士大夫
对这个王朝的崩溃，许多人都有了心理准备。但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延续两千年的帝国会因此终结。
这个国家上演了太多次的王朝更替，但脉络始终一以贯之：如果把历史三要素即象征统一的皇全(政治)、儒家思想(文化)和旧农业(经济)列为一条横线，把社会三个主体阶层即皇帝、士大夫(官了和绅士)和农民这一金字塔结构列为一条纵线的话，那么可以发现，重合的“儒家思想-士大夫”正处在中轴点上。这就是帝国延续千年的关键秘密之一。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遍布每一个集镇乃至村社的中下层绅士，地缘联系异常涣散、脆弱的庞大国土，如何能保持统一？但这却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皇帝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行为上也认同、接受并愿意与士大夫一同捍卫儒叫社会。否则，士大夫将拥戴另一拥有暴力的集团或个人。它把农业视为帝国根本，始终鼓励农业，但这同样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这个农业的形态，必须以千年不变的自耕、自给自足和利用传统经验为特征，必须是这样一种素朴的形态。否则，即使旧农业一次次面临崩溃，哪怕有利于农业的科学、工艺与贸易，也应当是被严格限制的。
“儒家思想-士大夫”就这样处在中轴点上。它是三位一体的帝国要素的长子，一个严厉的标准制定者。这就是皇位从一个家族转到了另一个家族，甚至从一个血缘民族转到另一个血缘民族的手中，儒叫却始终是历史主线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帝国生活千年不变，却始终没有重大科学、工艺和贸易突破，更没有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
王朝与帝国
儒叫的这种运作，因此形成了中国人最矛盾、最特殊的一种心态：中国人可以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平和地接受一个王朝的覆灭，但却绝不能接受帝国特别是儒叫社会的终结。在普通人的心里，“王朝”是具体的、现实的，是难以忍受的盘剥、腐败，各种国家义务的缺位。他们因此天然地不满意于任何一个王朝。相反，“帝国”特别是儒叫，却是抽象的、理想的：天下大同、礼乐教化、“路不拾遗”，以及一种清晰、有序的现世关系。他们因此天生地以一种傲慢的知足，来看待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王朝和帝国，一个是最可被诅咒的，一个却是不惜以生命去捍卫的，这是多么奇异的心态，却又是多么强烈的情结！这个心态和情结的强盛、消解、衰亡和逆反，是中国近代史最重大的脉络。其中1840-1861年是残余的强盛期，以洋务运动的开始为终结；1861-1895年为消解期，以甲午战争为终结；1895-1919年是衰亡期，以“五4”为终结。“五4”终于喊出了“打倒孔加店”的口号，这是这种心态和情结的一个大段落的终结。
因为这样的心态和情结，19世纪中叶的中国人，都天生地持“循环论”的历史观。也因此，即使在1854年最危难的关头，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冯桂分、薛胡成们，都仍然以一种基本乐观的态度看待帝国的危机。但，面对同样的危机，赫德他们看到的，却是这个古老帝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人口与流民
赫德他们观察到了一些正在发生的、不同于以往中国经验的内部变化。
这种变化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人口的剧烈增长。在漫长的历史中，帝国的人口通常低于6000万；最多时也不过是1.5亿。旧农业的负载能力的确有限，即使国土如此广袤。事实上，对正统社会的各种游离性力量，主要就来自人口的挤压。
第一个游离性力量大约在人口达到1亿时出现了。福建、广东等山多田少的省份，在14世纪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他们以严密的宗族为依托，一脚踩在传统社群的土壤上，一脚却面向大洋，或“下南洋”，或组织海上贸易，甚至形成了海盗群体。
这个流民群体分布在从台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乃至檀香山的漫长海岸线上。由于远离大陆，它的威胁并不明显，直到西方工具、制度和思潮已经把帝国和世界相连接的时候，才在孙中山革命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但第二个游离性力量却可怕得多。这个力量大约出现在雍正年间。这一时期，湖广乃至全国的流民先是大规模迁向四川，接着，他们又流向贫瘠的湘西南、贵州、广西。但可开拓的荒地和继续激增的流民仍然不成比例。一部分流民于是从土地上转移了出来，他们要么在孤立的大山里，成为与儒叫世界没有多少联系的矿工，要么分布在交通线上，成为职业船户、搬运工和押运武装。近乎邪叫组织的观念，和秘密会社的形式，都不能掩盖他们作为原始产业工人群体的气息。
雍正年间的几项主要新政，包括对这几个地区的“改土归流”，乃至全国范围里的“摊丁入亩”，都或主要针对这一现象，或兼顾到了这一现象。“摊丁入亩”意在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针对土地兼并这一千古难题，试图以强化、细化小农经济的做法，来杜绝土地兼并；而其另有模糊、不自觉的指向，一是通过“一体纳粮”，以削弱士大夫的特权，由此实现皇室、国家越过士大夫阶层，实现对社会更直接的控制，由此减少腐败；二是针对人口爆炸，试图以“患寡不患均”的思路，来分摊国家和社会的压力。
它的主导思想基本实现了。小农经济果然得到了强化、细化。到19世纪初，因为“寡”和“均”，农户已最大可能地排斥着商品消费。在许多乡村，粮食是事实上的硬通货，以至于西方观察家注意到，用于集市贸易的、早早就出现的32锭纺车，此时大面积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乎每个家庭必备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纺车。社会是极其均衡的。虽然这个社会在西方人看来是极低水平的，并且是几乎所有的生机都窒息、被扼杀的。
正统与亚文化
但另外的两个指向，却导致了致命性的后果。
越过士大夫，皇室、国家能实现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吗？的确，士大夫的特权或多或少地被剥夺了，但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高层，因为皇室、国家开始对社会进行以密折为代表的直接控制，士大夫监督正统的儒叫官场的权力被剥夺了。不过是几十年后，以和王申为代表，官场普遍的腐败出现了。而在中下层，因为获得过中下级功名的举人、秀才已经不再有真正的特权，对民间的教化作用因此大大打了折扣，替代他们的是那些“国家机器”——政府雇员。日复一日的“寡”，结合胥吏的兴起、社会的普遍腐败，使民间普遍以一种博采式的心态，大大繁衍着人口。其基本心态是：安排一个孩子读书，以争取获得科举成功或成为胥吏；安排一个孩子经商或当手艺人，以追求财富；安排其他的孩子务农，以巩固家计。只要有一个孩子出头，那么整个家庭就可以利用谋私手段获得集体成功。于是，短短的一百年时间，人口突破了任何历史的经验，翻了一番，达到了惊人的4亿。
4亿人口无论如何是超出了旧农业的负载能力的。官僚、绅士再严密的监视，他们以痛苦态度形成的对一些变化的默许，乃至鸦片对千分之三人群的肉体麻醉，各种邪叫心态和伤感情绪对全社会的普遍麻醉，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一个残酷事实：儒叫的正统性被不断磨损，几个“亚文化”圈出现了。于是，不仅福建、广东、西南这样传统的边缘化地区，出现了游离性人群和“亚文化”，而且直隶、山东、河南这样的最正统的农业区域，也出现了游离性人群和“亚文化”。19世纪初，大批“闯关东”的流民远离了传统的组织和观念，他们以野蛮、不安定的形态，不顾朝廷一再的禁令，进入满洲，并成为了一个将随时迎合新生态的变体。
正统农民不顾禁令、进入满洲，在后来的革命史上并没有重大的意义，但对帝国却有重大的文化象征意义。如果站在西方人的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而非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察角度上，可以看到，帝国历史的三个要素，在这里都开始被破坏了——作为暴力拥有者、而在政治上只应作为统一象征、并依赖统一的实际保证者即士大夫的皇权，虽然大大地越过了它的界限，却无法保证这种界限，乃至于他们神圣的发祥地都被侵入了。作为历史中轴点的儒家思想，也已不再拥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保证权力和限制权力，因为胥吏替代了他们；而失去了与自己孪生甚至同体的农村、农业、农民，士大夫也因此不再拥有对皇权的监督与淘汰能力。最后，作为经济主体的旧农业、旧农民、传统的村社观念，更是不可挽回、无力负载地崩溃了，以至于他们不惜抛弃最重要的故土情感，以及千年畏惧法令的习惯，离乡背井并违法地进入了满洲的冰天雪地。
于是，在“湘西南、贵州、广西——矿工、船户、搬运工和押运武装——洪秀泉”这一组合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50年后，上述的滋生于广东、福建，遍布于海上或海岸流民即秘密会社、华侨和后来的留学生，乃至他们所代表的“亚文化圈”，将作为虚拟的共和革命的主体，而成就着孙中山惨淡的理想。正如洪秀全只是因为西方的概念而冲动那样，孙中山因制度而冲动……在历史的真相中，西方却一直是一个遥远的梦，中国人只不过是一直荒谬地按照西方人的剧本，演出着一幕幕以本土特色为基础的、近乎滑稽的戏剧。在这样的以几亿人和几代人为对象的宏大实验之后，他们“俱往矣”了。但遗产却始终存在：儒学的正统力量、亚文化群体的力量和西方殖民者的力量，仍然始终构成历史的三轴，这当中，儒学沉静着，却仍然不可忽视，并或因此更有潜力；另两种力量却都以一种持续百年、不可抑制的狂热，或主动或被动地把这个古老帝国和西方连接起来。问题因此始终存在：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很难判定，哪一种力量将在21世纪发挥重要的作用？
（文章原名：“史评：一个王朝是怎样崩溃的--中华帝国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