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重庆）刍议
重庆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中国其它大城市不同。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八年之久而享誉世界。更不同的是，重庆的受难和光荣，那段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历史，已被尘封六十年之久，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又急欲在变化日亟的当今世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并正面融入全球潮流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又急欲在西部开发浪潮中一试身手的重庆，这是对自身巨大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和流失。
1938年2月，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中称：我们有4，000万方里的国土，如此广阔辽远的山河，如此绵亘浩荡的幅员。不仅一个日本倾他所有全部的力量，不能全部侵占，就是两个三个日本以两倍三倍于现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侵占我们全国的土地。……其次，我们是一个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拥有全球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有45，000万的同胞!以如此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一个小小日本要来吞并我们，要想全部消灭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事!
这段文字，悲则悲矣，壮则壮矣。但蒋介石似乎忘记了，有史以来，华夏民族已数次被亚洲腹地蒙古诸部落征服。他本人降生于世时，小小的满族统治汉民族占90％以上的中国已有242年之久！作为留日士官生，他理应知道，明治维新催生的以天皇制为核心、武士道为精神、以北一辉等极右翼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主义为理论，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和扩张政策为国策的“大日本帝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理应知道，日本占领朝鲜、台湾、满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作为中华民国主席，他理应知道，1927年8月，日本在中国旅顺召开的第二次“东方会议”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徜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
作为中国最高军事负责人，蒋介石还理应知道，中日两国大小强弱的对比优势远不在中国一方：中国国土1，140余万平方公里，日本国土37万平方公里，仅为中国1/30（略小于四川省）；中国人口4亿5千万，日本8千万，仅为中国1／5（略多于四川省）；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仅为日本1／4；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1/145；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他比别人更理应知道的是，在征服中国已成为日本首要国策、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之际，中国虽然有了一个“统一”的南京政府，民族工业处于近代最兴盛时期，然而各地军阀割据依旧，上层社会对底层民众宰制依旧，外国列强掠夺中国依旧，国共两党内战依旧，中国依旧是沙聚之邦，外既不强而中实干。事实上，短短数月间，中国七大城市——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已迭被日本军队攻陷。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齐鲁大地到江汉泽国，从苏杭沃野到淞沪平原，从岭南丘陵到珠江三角洲，日本军人已在半壁神州赤县用枪刺、刀劈、剖腹、剜心、棒击、火燎、钉挂、沉水、分尸、毒窒、强奸、活埋等方式残害奸淫暴虐屠戮中国男女老幼；礼仪之邦、诗酒之乡、温文尔雅的中国已尸横遍野，流血漂囟！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从未遭罹此等浩劫大难，从未蒙受这般奇耻大辱，中国已沦落到不只是丧权辱国而是亡国灭种的田地！自徐福率三千金童玉女东渡扶桑以来，自鉴真和尚海通东瀛以来，自养蚕、缫丝、织绢、医药、茶叶、漆器、陶瓷、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汉字、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珠算、围棋、服饰、建筑、禅宗、道教、儒学、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以及一切可冠以“文明”二字的中华国粹传入日本以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秋瑾、徐锡麟、孙中山、陈天华、章太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成千上万中国仁人志士避难、求学、问道日本以来，这个以渔猎为生、海盗为业的孤岛倭族，这个先是中国学生、后为中国先生的大和民族，这个率先“脱亚入欧”的东洋强国，竟然在1895年全歼中国北洋水师、1919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又在1931年9月18日强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地急欲将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病弱残痴统统挑死三八大盖刺刀之上而后快！
只是在这时，中国人才不分党派、阶级和地域地起而抵抗，只是在这时，蒋介石才在庐山号召国人“准备自卫”：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抵抗之责任，皆应抱有牺牲之决心。……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即使在这时，还有显赫如汪精卫、聪明如周佛海、渊博如周作人之流中国人，随时准备与日本携手共建“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尽管如此，惟其如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才彰透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攸关亿兆国人命运，悲壮决绝的氛围和勇毅，而以其史所空前的担待、牺牲和奋斗，挽救了民族危亡，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有史以来曾迁都三百余次，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作过不同朝代的首都。中国历代封建帝国选都、建都、迁都，其中对政治、经济、哲学、自然、地理乃至风水的运思和利用，都是中国人智慧和力量的凝结，其本身便构成中国历史一大特色，也堪称世界历史不大不小的奇观。
中国历代迁都，多是自西徂东，由北向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阶级、集团和地域之间权力嬗变、政权更迭和改朝换代所致。中国自夏商周以降实行的“双京制”、“多京制”，其“行都”、“陪都”的建制，也无一不是封建皇权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意识和权力配布的产物。尽管三千余年来中国迁都史令人眼花缭乱，但其中无量数的权力消长和财富聚散，却大都不过是国运式微、民族衰败的结果或肇因。此中消息，早有赵松雪“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为证。一部迁都史，即一部废都史，更是一部兴亡史。直到日本铁蹄东来，那垒垒“择天下之中，居天下之大”，“运于中央、临制四方”的大小都城，或陷落，或投降，或弃置，不过数月之间，更可为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家政权于中国危急存亡之秋“衣冠西渡”——迁都重庆，在中国迁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同时发生的民族救亡大迁徙，可与“出埃及记”媲美，可与“敦刻尔克撤退”争辉，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国家民族意志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之上的划时代事件，成为中国人民独撑东亚战局，直至正面参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和平而战的世界性贡献，也成为中国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后对国家民族的主要业绩。①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简单论定。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中执委全会，曾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案拟“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垒卵。南京弃守前后，蒋介石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慨然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有近千年历史的重庆似乎就伫候着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历史一刻。历史表明，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这是重庆的至高荣耀，这是天意。蒋介石、毛泽东等国共领导人都有基本共识，“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人民的大联合”②
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和敌入决生死”，③“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④“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⑤抗战迁都与历朝历代还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国际背景，除了历代迁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战迁都必须具备足以抗衡中华民族共同的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所有企图和手段的条件，足以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形成，足以坚持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一言以蔽之，抗战首都必须成为战斗中国的象征，中国危而不忘的堡垒。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可谓控驭南北，气贯东西，为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心脏，是日本军队边巡叩关终无术克服入侵的大中国四塞之地。日本军队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恨望长江天堑而却步；又挥师至贵州独山，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中国抗战陪都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以致陪都文艺界的才子佳人们居然创造了“雾季公演”，话剧、诗歌、电影、美展和群众歌咏好戏连台，蔚成大观、令外地人不适的从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雾蔼，成为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向来讨厌重庆雾障的浙江人氏蒋介石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层峦叠障，恰好可供挖建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狂轰滥炸也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防空洞系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汇际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曾在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乐家贺绿汀合作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忧愤诗章和神圣祈祷。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选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重庆自古民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变节耻史，只有巴蔓子将军“头可断，地不可失”的骨血秉赋；从无开关延敌的汉奸国贼，只有蒙古大汗折鞭殒身的“钓鱼城”、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灭清、剿洋、兴汉“的义和团中坚和“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四川和重庆便居全国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对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大业功勋卓著。孙中山曾撰文盛赞，“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唯蜀有材，奇俊魂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庭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重庆、四川近代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邹容（《革命军》作者，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追谥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将军），黄复生、熊克武、夏之时（重庆蜀军政府领导人），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赵世炎、杨公、张曙时、漆鲁鱼（中共革命家），廖平、吴虞、郭沫若、李人、巴金、张大千、蒋兆和（反帝反封建文化人），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川军将领，阵亡或殉职抗战）。八年抗战，川，渝子弟三百余万奔赴前线，牺牲、负伤、失踪七十余万，中国军队阵亡将士中，川籍将士居五分之一。如此富于爱国传统、民族气节和英雄本色的人民，自不会惮于牺牲、陷于私利、溺于安乐。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四川话届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入难民不难沟通。作为战争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表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
西安、咸阳、洛阳、北京以至东南诸市，或不拥有战略形胜，或不具备空间土地，或不葆有资源矿藏，而无力承受作为战时首都的巨大负荷。历史表明，惟有重庆、四川综得天时、地利、人和，且天赋无尽藏的物质财富，足以支撑起大规模的持久战争，统计资料表明，战争物质要素：人力、兵源、粮食、生猪、食盐、石油、铁矿、煤炭、淡水、蔬菜、火柴、布瓦乃至社会组织、运输系统、金融链条、文教机关、通讯设施等等，重庆皆一应俱备。
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八年期间，其主要财政来源，概出自重庆。1940年9月6日，重庆经历了日机连续三年“疲劳轰炸”血与火的战争考验，经历了汪精卫投敌叛国，建立南京伪政权的严重政治危机，正式成为中国抗战陪都。几乎与此同时，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法兰西民族，竟由于怯懦叛变而任由首都巴黎陷落，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媾，得天独厚。抗战陪都是中国人民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其中教训也深巨，经验也丰富、启示也长久。值此云谲波诡的变世，客观公正地反思和评价其历史意义，正面转化并光大其历史内涵，以利于中国的今天，是历史和未来向我们下达的共同律令。抗战陪都诞生于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国家理念迅速更新的产物。中国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同呼吸，共命运，相濡以沫，相忍为国。所有的党派，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集团，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承诺，都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旗帜下，才有存在的权力和未来的希望，攸关民族存亡的神圣抗战使一切政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一切恩怨是非之争相形见拙。一切主义、学说、思潮和制度对于中国，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国人，无论士农工商兵，都只有在独立、自由、民主和强大的祖国，才有个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国领袖，必须永远意识到，他是5，000年历史的继承人，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国人的公仆，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历史的匆匆过客和某部分入群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在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陪同下，新四军老战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参观了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郯云蛐楼”，并挥毫题词：促进祖国统一，这是姗姗来迟、却明白无误的信息：抗战陪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完全应该且能够为包括国家统一事业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缔造发挥独特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抗战陪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以来第二次合作的前线城市。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国共两党两军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时代。它们都不可能长期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甚或凌驾其上而单独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庆期间，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旗帜，是团结御侮、民主协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楷模。他们都是赤诚的爱国者和纯正的共产党人，目睹过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感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风余响，沐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而为了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楷干净十年内战的血迹，收拾起万里长征的行囊，抖落黄土高原的泥土，作别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结庐红岩村，创立了光耀四方的“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同时，从1938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国共合作原则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在重庆正式建立办事处，中共《新华日报》正式登记注册公开发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泽东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泽东本人赴渝八年期间，重庆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城市，前后约有近千名中共人士来到重庆，周恩来更是数十次往返于延安一重庆之间。应当公正指出，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人士基本上做到了以礼相待，长期生活、工作在重庆的中共人士获得了基本的安全和生活保障，重庆国民党当局基本没有动用其法律和国家机器迫害中共人士，尽管存在类如皖南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存在着磨擦、矛盾、误解和冲突、揆诸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抗战后三年内战期间两党两军针锋相对的战争较量，以及1949年后两党你死我活、隔海对峙、战火不断的敌对关系，陪都重庆时期两党能够始终维护和坚持基本的团结合作局面、从而最终取得中国近代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显得格外来之不易，格外弥足珍贵，格外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而在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江青插手中国文艺界、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六十年代初问世的小说《红岩》，则是以川东地下党和华莹山游击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决不能抹杀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居住红岩村时期体现的“红岩”精神原型，也不能抹杀抗战陪都时期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睢诚合作的史实，更不能以此尘封甚或否定抗战陪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精神。在和平与发展正日益取代战争与动乱的当今世界，在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和全面复兴的历史关头，一切继续鼓吹和扩大中国人之间仇恨和分裂的言论，肯定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
在民族危亡和战争条件下，迁都重庆，客观上带动了中国西部历史性的开发。1932年3月国民政府确定西安为陪都、洛阳为行都后，曾先后勘建了“渭北灌溉工程”，向西延伸陇海铁路至西安，兴筑西（安）兰（州）公路，并横越秦岭，接通川陕公路以开发汉中平原。迁都重庆，才更为根本地改变了西部的面貌。
重庆曾是战时“中国工业之家”。据国民政府统计，截止1944年2月，战时大后方已有大中型工厂1，300余家，重庆有450家，超过1／3，其中钢铁、机械、化工、纺织和军工企业达90%以上，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布局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重庆曾被誉为“齐之稷下”，是中国战时文化、教育和艺术中心。将近一半的中国大专院校和中国主要新闻机关，文化团体迁入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画家、诗人、记者齐聚重庆。自孔夫子以来，中国文化教育学术重心第一次完成了由东向西的转移。
数千万名沦陷区难民和人士迁徙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西向东、而是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移民。东部沿海相对富裕、文明的民众与重庆及大后方人民通婚联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东密西疏的人口分布格局，改善了西部人口结构和素质。
重庆曾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心。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此指挥百万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了长衡、桂柳、南昌等无计其数的大小会战，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缅北、印东，协同英美盟军抗击日军。重庆曾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八年期间，美、英、苏、法等30多个盟国驻节重庆，40多个国家在此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各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组织。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9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
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介石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
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黄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联合军事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织建中国战区，并派出居里、华莱士、史迪威等高级军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职；
1943年1月，英、美两国自动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纷纷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介石、宋美龄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51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世界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在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己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50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周恩来在重庆的卓越外交活动，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21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7月22日，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承认和首肯，中共与美国“一定程度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远的意义。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委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唯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引导国家走出封建专制，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开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的国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2日43天中，中国国民党主席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入的谈判，达成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延安和重庆以及国内所有舆论皆一致认为，重庆谈判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全国人民要求推行民主，实行宪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共同意志，是中国政治家智慧与远见的表现，中国将步入现代国家的正道，值得全体国人庆幸。美、苏及国际舆论对重庆谈判也给予极大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和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的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已经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矗”(美国《纽约时报》）
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他们都指出，这一方案，“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目标上开走了”，都表示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基本白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等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周恩来指出，政协会议成功“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张治中指出，“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矗……中国在亚洲和平与民主的发展应成为一个强大而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认为，“中国各党派此次获致协议，早日成立过渡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与统一观念的重大胜利，远较以前国共两党之谅解为彻底，这是两党首次同意于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执政权”。
然而，囿于深刻的历史局限，包括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治军事领袖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政治权力和武装力量；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问题，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真正实行的，还是专制、独裁、唯我独尊。
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自由、民主、和平、人权和宪政已经成为时代主潮流，谁拒绝给人民的自由，谁就在道义和精神上成为人民公敌；谁拒绝给人民以民主，谁就在政治和法理上成为民族罪人；谁拒绝和平，谁就是战争贩子；谁拒绝保障人权，谁就是时代的反动派；谁拒绝实行宪政，谁就注定要被历史淘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民党尽管负疴各种历史沉萍和战争创伤，尽管患有严重的腐败痼疾，尽管面临极为复杂艰险的国内国际情势。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毕竟处于从未有过的历史巅峰，毕竟拥有影响国家前途的主要优势力量，毕竟对于国家制度现代化负有主要责任。抗战胜利后的陪都重庆，本是国民党顺乎天应乎人，抛弃历史包袱，刷新自身和中国政治，重获生机再造中华的不可再遇的空间。然而，国民党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在还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时间内，便重蹈南京政权时期国共血腥内战覆辙，而攻守之势异逆，选择了战争，选择了失败。
民主建国胎死腹中，决不是中国的幸事。已经济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四强”地位、以独立、人权、自由和民主名义战斗了八年的中国，却最终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坦途、陪都重庆也因此蒙受诟病，它那青史永载的悲壮辉煌很有些黯淡了。国民党拒绝民主的后果，已由其自身的败北而昭昭如斯；历史又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表明，当年中国民主派在陪都重庆鲜明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原则，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仍然是未竟的事业，仍然具有严峻、迫切而根本的意义，对于所有中国人的个人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影响。在此意义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民主派当年在陪都重庆的主张，仍然是这座伟大城市的独特精神资源，仍然是重庆可资继续反哺祖国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幸运的，困扰前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种种禁忌和偏见，在他们那里将还原成考古学的碎片和历史学的素材，客观精神和公正原则早已不是风险，而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他们又是不幸的，使人类不致彻底堕落不可或缺的对于苦难的记忆和对于伟大的倾心，使人类不致完全绝望不可或缺的对于命运的感叹和对于使命的激情，在他们那里将变得日益稀缺。历史的无情与多情，人类的幸运与不幸，将与世界永远同在，中国抗战陪都——重庆这——历史——生命共同体，它的奥秘也尽在其中。
一位献身摄影艺术的友人，曾徒步走遍重庆，拍下数千张陪都时期建筑的照片，打算结集出版。笔者曾应邀为其作序，现姑且引为本文的结语：
当一位工匠第一次把一块普通玻璃打磨成凹透镜时，他不知道自己已成为历史的证人。当一位工程师偶然发明了感光胶卷时，他已隐略感到世界的奥秘终有破读的一刻。在人类发明的所有新奇玩意儿中，唯有摄影师保留着从古代朝圣者到现代独行人专有的信念和悲愤，一一他们深知，万能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皆源于那神秘的瞬间，唯有瞬间不朽，他们终身与瞬间共舞，他们是瞬间的俘虏，他们缔造了瞬间。
一名健行者，靡费五年光阴，穿行攀援，凝神逡目，于那烟波浩淼之间，晨钟暮鼓之际，高墙深宅之外，方生方逝之时，将一名穷汉全部家当，他的行囊，他的宝贝，“成功人士”唾手可玩的照像器材，典给了这座城市，只因这里光影玄妙，节律起伏，色泽斑驳，旋律高远；只因这里故事密集，风物如歌，深纵的城堞一直拒绝一览无余的平庸；只因这里尘封着一个民族的沉郁顿挫整整一个甲子，那缄默已久的信、望、爱早已构成了最后的风景。
六十年前，一位美国友人第一次飞临这座城市上空时，竟感叹说：这里完全不适合人类居祝然而，中国毕竟是中国。从白山黑水，黄河之滨翻越秦岭巴山；从淞沪平原、江汉泽国西溯洞庭三峡；从岭南丘陵、湖广沃野穿行乌蒙峻岭；士、农、工、商，千百万不愿作亡国顺民的父老乡亲，完成了以这座城市为终点的民族大迁徒。生不同骨相，操不同方言，秉不同习性的同胞共建了这座战争移民之都，这座不设防不设计不矫饰不炫耀的中国最后的陪都。它曾荣幸地分享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也曾无辜地承受了一段重要历史的苦难。它是一部血肉文本，由战争之手排印后就封存至今，专待那灵犀相通的后来者披阅观览，留连忘返，它是一道序幕，拉开之后便再也没有关上，任凭舞台和主角顺江而去；它是一首即兴，从天而降便音讯杳茫；它是一座废墟，久怀苍凉的心境和静穆的眼光见证着造化的奇妙。我们已久违了神意和美感，我们已久味了土地和人性，沧桑如此悲壮竟久久未能催生雄浑的韵律，山河如此奇秀竟迟迟未能召唤亲近的感念，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的变形记。
是时候了，兄弟们。让我们走进这最后的风景，倾听祖父辈们悠远的呼吸，聚眸那凝固而流逸的世界，领略那瞬息即逝的美景，感念那君临万物的生命之花和创造之神，再由此赞美这万象更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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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胡绳主编、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8页文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②、④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8)
③蒋介石：《告抗战全军将士书》(1937.8)
⑤蒋介石：《告全国民众书》(1937.12)
⑥迁徒中国西部大后方的移民，其精确人数难以确定，历史学家陈达估计有1，075万沦陷区农村人口350万城市人口逃往大后方，参阅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另一位历史学家张嘉估计逃往大后方人民高达5，000万，参阅张嘉《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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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迟 天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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