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看了《大秦帝国》，更深刻地感觉到今天的台湾还远远不如两千年前的秦国……即便近年来一直是‘法家’治国，却也到处充斥着贪赃枉法的事情。”台湾网在博客中写道。
由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今年在台湾年代综合台重播。首播是在去年夏季，收视率良好。
《大秦帝国》全剧共六部，预计约300集。第一部《黑色裂变》围绕商鞅变法这一主线，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20年底已拍摄完毕，但一直未在大陆上映，只在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播出过。
《大秦帝国》制片方告诉《了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已定于今年年底在国内四家卫视播出，目前第二部《国命纵横》正在剧本讨论中。
“算总账算老账”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来做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先导。”今年58岁的孙皓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真地说。
他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
孙皓晖的构思开始一九九零年，那时他的身份还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那年他去北京参加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评判不外乎两种理念：一是纪录片《河殇》带来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一是柏杨的“中国文明酱缸论”。
“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他说自己当时感到非常困惑。
为此，孙皓晖下决心“算总账算老账”，从秦帝国时代着手梳理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
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孙皓晖，在古老的郑国渠畔长大。那时每逢灌溉，生产队就会派有经验的老人带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带头的老者常会说起许多秦汉的历史传说。
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关于秦帝国的一百三十六集的电视文学剧本，“那时认为电视剧是最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形式。”不过当时因故没能拍摄。却有出版社上门联系，希望将剧本发展为历史小说后出版。一九九三年，孙皓晖辞掉西北大学的职务，前往海南专心创作。那年，他四十三岁。
十几年的创作历程，孙皓晖从不肯细说，他更喜欢谈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感悟。所以有报道曾这样描述：“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著地叙说他的理念。”
求变图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
《了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主要描写商鞅变法，它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孙皓晖：商鞅变法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变革，具有永恒的借鉴价值。一则，以非暴力的变法完成了革命性的文明跨越，付出的社会代价最小，取得的历史进步最大；二则，恒定的法治精神与强大的政府信誉，最大限度地凝聚激发了社会创造力。
从实际意义上讲，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社会法治及一系列经济民生文化制度，奠定了秦文明的根基与框架。在此基础上的秦帝国，建立了以统一政权为轴心的统一文明体系。此后，中国古典文明最终成型，历经两千余年没有变化。很清楚，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了望东方周刊》：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现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只留下了保守之道。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于是，自告奋勇来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拍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
《了望东方周刊》：你对儒家的不赞成主要在哪些方面？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所谓政治立场的倒退，是指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回归井田制时代；所谓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那种游离出复古立场，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有其历史价值。但这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而若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那它一定是腐朽落后的。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更不用说深彻全面的成功了；而且，越到后来，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越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的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恢复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神圣光环。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还想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蹩脚不？
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一年前，全套《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共六部11卷，504万字，从商鞅变法一直写到阿房宫大火。据该书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本刊介绍，作品发行后的两个月内，首印的已全部售完。
《了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共鸣？
孙皓晖：春秋战国的基本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春秋战国与当下中国当然不一样。但两个大时代的历史性质都是社会大转型，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我们今天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
《了望东方周刊》：你在表达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思考时，为什么选择剧本、历史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学术论著？
孙皓晖：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过枯涩；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
我认为，只有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工夫，而不想强行播种。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而信念危机也很明显。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