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定义人类的大天才，“应是能够帮助一切人类，尤其人类后代的子子孙孙永远克服愚昧的人物。全人类生存繁衍的历程，其实即是人类不断攀登智慧台阶的历程，因此，真正人类中的大天才，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子子孙孙活着，他们对真理的发现、对善法的发明、对美德的创造，将永远成为人类智慧的‘基因’而伴随着人类的子子孙孙鲜活地存在下去。只有这种人，才有资格被称为人类中的大天才。”或者说，大天才是促生天才的天才。只有这种人，也才有资格被称为人类中真正的伟人。
在看了我的文章之后，有的网友质问：“谁是人类的大天才？”在本文中，我只能简略地作出一些回答，并列举出少数我心目中人类的大天才，或真正伟大的人，以供网友们参考。
在上述关于“人类大天才”的定义中，我借用了生命“基因”的概念，用以比喻和说明人类智慧的“基因”。
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不言而喻，人的生命基因比其他一切动植物的生命基因要更高级，也即人类所拥有的基因密码不仅数量上最大，而且结构上也最复杂。据说老鼠与人类的基因比较，相重的部分竟然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只有百分之五的部分为人类所独有。正是这百分之五的基因结构形成了人类对于老鼠的全部优越性，或者说人类比老鼠“高级”的原因。
地球上从老鼠的出现，进化到人类的出现，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亿年。正是在这若干亿年的历史中，中间若干个阶段的“天才”的“物种”，为人类的那百分之五的特有的基因的创造性的“积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的“贡献”。
必须预先申明，用生命基因来比喻人类智慧的“基因”，严格地说是不合适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智慧的差别只是文化的差别，不应该是“基因”的差别，而“文化”在一个人生命的阶段内，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可是“基因”在个体的生命中则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在文中，用到智慧的“基因”概念时，应该看到，虽然生命基因的复杂性必然是在远远跨越个体生命阶段的类间甚至种间进行“积存”的，而人类智慧的“基因”则是可以允许在代间甚至个人生命阶段内进行“积存”的。关于这一点，之所以要预先申明，是因为，这种观点将很容易为邪恶的种族主义者张目。
前面曾谈到，人类生存繁衍的历程，实际上即是人类文明（其核心即人类智慧）进化的历程，而这种进化的历程，在本质上更反映于人类智慧“基因”“密码”的复杂性程度的增进。
人类智慧“基因”“密码”的复杂性，又表现于何处呢？我认为，即表现于人类思维逻辑（方法、工具、程序等等）的不断完善的历程之中。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人类历史上逐代涌现的人类大天才们发现真理、发明善法和创造美德的“基因”“密码”，在后代子孙的文化中积存的伟大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显示出了牛顿所说，“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的伟大的文明（智慧）进化的价值。
用一种更直截了当的话来说，凡是为人类发现了发现、发明了发明、创造了创造的逻辑（方法、工具、程序等等），也即思维的逻辑（方法、工具、程序等等），而在后来的历史中又不断获得改进，并作为文化的传统获得了后代子孙继承的人们，他们才是人类的大天才，是促生人类中各种天才的天才，是人类中真正的伟人。
上面我之所以着重双重发现（发现了发现）、双重发明（发明了发明）和双重创造（创造了创造）的意义，根本上是在于强调，只有在建构了思维的逻辑（方法、工具、程序等等）的意义上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们，他们才有资格被后人称作人类的大天才，称作促生天才的天才，称作人类中真正伟大的人，而决不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什么“政治的天才”、“军事的天才”、“技术的天才”、“文学的天才”、“艺术的天才”等等。这许多的“天才”固然有其价值，但对于人类文明的总体智慧进化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法与那些可以为人类提供思维逻辑（方法、工具、程序等等）的大天才们相比，因为后者，不仅是在生时即成就了个人自己的所谓“天才”，而且由于他们还为全人类增进了智慧“基因”“密码”结构的复杂性，因此即使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智慧”，也仍旧在继续成就他人和提高后人。正是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作人类的大天才，被称作促生天才的天才，被称作人类中真正的伟人。
能够为全人类提供人类大天才的民族，也是人类中伟大的民族。
按照上述的标准，我列举如下的二十位历史人物为人类的大天才：
古代：摩西、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伏羲、老子、墨子、孔子、佛陀；
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
近代：笛卡尔、牛顿、休谟、莱布尼茨、康德；
现代：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
关于他们对人类思维逻辑的贡献，我作如下最简略的说明：
摩西（公元前13世纪）：一神论宗教的创立者，为后世启迪了真理信仰的惟一性和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性；
耶稣（公元前30—前6）：一神论宗教的普世者，为真理信仰的惟一性和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性在人类中的普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发明了概念惟一性定义的辩证法；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真理的哲学思想体系，推出了二元逻辑的萌芽；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提出了思维工具论，是西方形式逻辑的最早的奠基者；
伏羲（公元前23世纪前）：中国人的始祖，推出了三元六度逻辑的萌芽，是易经中画卦的创始者，也是人类21世纪新逻辑最早的启迪者；
老子（公元前580—前500）：世界上第一个完备地定义了真理（道）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出了全逻辑的人。可惜，他的思想一直没有获得中国人真正的继承；
墨子（公元前476—前390）：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逻辑思维方法的人，比亚里斯多德还早约一个世纪。可惜，他的思维方法一直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继承；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爱人精神和大同理想的人；
佛陀（公元前563—前485）：佛、法、僧三宝和六道轮回的思想者，有三、有六，对21世纪最新逻辑的思考具有启迪作用；
奥古斯丁（公元354—430）：用柏拉图哲学改造神学者，他的善恶二元论与三位一体论对后来的哲学思考具有启迪价值；
阿奎那（公元1226—1274）：用亚里斯多德哲学改造神学者，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认为信仰高于理智。为真理与上帝的合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后世的真理高于一切创造了条件；
笛卡尔（公元1596—1650）：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二元论逻辑的确立者，事实上有三元论的倾向，他是空间三维坐标的发明者，也是近代分析逻辑的开创者；
牛顿（公元1642—1727）：第一个把形式逻辑延拓到力学理论中的自然科学家，微积分数学的发明者；
休谟（公元1711—1770）：近代归纳逻辑理论的奠基者；
莱布尼茨（公元1646—1716）：与牛顿同为微积分数学的发明者，此外，又是二进制数学的开创者，今天人们使用的电脑即利用了他的发明；
康德（公元1724—1804）：西方第一个提出“三即是全”的哲学家，他的先验逻辑学是近代西方哲学逻辑思想的最高峰，他也是近代综合逻辑理论的开创者；
马克思（公元1818—1883）：社会科学领域二元论逻辑理论的终结者；
弗洛伊德（公元1856—1939）：心理科学领域二元论逻辑理论的终结者；
爱因斯坦（公元1879—1955）：自然科学领域二元论逻辑理论的终结者。
康德以前的人类大天才，分属人类智慧学的三类人，第一类是先知，如摩西、耶稣；第二类是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尔、牛顿、休谟、莱布尼茨、康德。牛顿虽然是人类第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首先，他是以哲人的面目出现的。第三类是圣人，如伏羲、老子、墨子、孔子。佛陀则似乎跨越这三类，与每类人都相类，又不完全相类。
最后三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分别是社会科学家、心理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们主要研究的对象不是思维逻辑方法，而是具体的问题，但他们均属于最后伟大的失败者。马克思的失败，在于他的正反二元论阶级斗争的社会学说；弗洛伊德的失败，在于他的男女二元论性心理精神分析学说；爱因斯坦的失败，在于他的物质的波粒二元性统一场学说。正是他们共同在二元论逻辑上的全方位的失败，为21世纪人类的新的三元论逻辑的产生清理出了平台，为三元论逻辑的产生提供了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证明。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三人在各自的科学领域所引起的巨大的思想波澜，已经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他们当之无愧地是人类的大天才，是人类中真正的伟人。关于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三人如何在不同的科学领域终结二元论逻辑，有兴趣者还可参阅拙著【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个犹太人——千年的三个大天才】（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概而论之，前面十七位是人类智慧基因的直接的建构者，虽然伏羲、墨子、佛陀比较间接，而且伏羲、墨子在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小，很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偏好，但我的确认为，他们都是我心目中人类的大天才，人类中真正的伟人。后面三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虽然不是直接的智慧基因的建构者，但他们对于新的智慧基因的诞生，的确具有不可缺少的伟大的奠基和推动的作用，因此，同样也是人类中的大天才和伟人。
由上所述，我们也明显看到，西方人的大天才从不曾中断，而我们中国人的大天才，从秦汉皇朝建立起，就进入了被灭绝的漫长而黑暗的时代。两千多年来，中国成了一个不能产生人类大天才的国家。不能产生大天才的国度，连小天才也很难产生，甚至基本上无天才，或只有一些显得比较聪明的人，而且就是这些所谓的“聪明人”，也带有巨大的偶然性和“运气”。中国人的成功，很难总结其中的“必然性”，或简直就没有任何“必然性”，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讲任何“真理”。这就是我们的中国。这种状况，如果依然得不到根本的改造，未来中国人的“崛起”，就将只能是被人嘲笑的“画饼”。
（（待续）200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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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 鸣
本文作者知道的天才太少了
中国的天才从来没有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