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艺术圣殿，珍藏着许许多多璀璨耀眼的文学瑰宝，它们至今还在滋养和净化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但是，你知道吗？古今中外有许多文学家都遭受过牢狱之灾，并且在狱中坚持创作，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了解一下他们在狱中的“笔耕”经历，无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启示意义。
苏东坡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节者，乃节操、毅力之意。而这种超过常人的节操和毅力，在身陷囹圄的大师们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先秦之时，韩国的韩非子因遭同学李斯陷害，被囚于秦国，他在狱中坚持著述，写出《说难》、《孤愤》，系《韩非子》这本著作中的名篇。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3年后开始写作《史记》。因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得罪下狱，被处宫刑。尽管司马迁“身体已经残缺，处于可耻的卑贱地位”（见《报任安书》），但他仍然以先贤孔子等人为榜样，发愤著述，终于在54岁时完成了《史记》这部彪炳千秋的伟大名著。
苦难造就伟大，苦难也是最能培养出作家、诗人的学校。已故著名诗人艾青就是在狱中开始写诗的。他少年时酷爱绘画，到巴黎留过学。1932年5月，正值上海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他因加入上海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被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逮捕，在狱中被囚禁了3年零3个月。从此，他不能画画了，就偷着写诗。他在《我的创作生涯》一文中写到过这段经历：“每当不眠之夜，借铁栅栏外的灯光，我在拍纸簿上写诗，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等天亮把它们拆开重抄，然后通过探监的人带出去发表。”他早期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褓姆》，就是在狱中写的，并且第一次用了笔名“艾青”。“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是他这个时期诗歌作品的主要基调，表达了他的忧愤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心。纵然“——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波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但他仍然要像鸟一样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诅咒侵略者的残暴，如写了《人皮》；鼓舞抗日战士奋勇杀敌，如写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当东方的天空终于出现一缕希望的曙光，他眼含喜悦的眼泪发出《黎明的通知》。和中国所有正直的作家一样，在文革时，他也难逃被迫害的厄运——被打成“右派”，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国营农场等地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党籍。他在《虎斑贝》这首诗里抒发了自己重见天日的心情：“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从诗人身上，我感受到乐观的力量，他以礁石自喻：“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乐观是支撑一个人抗衡磨难、走出困境的精神拐杖吗？只要它不折断，人就不会被苦难压垮！
尼采说，一切文学，我爱以血书者。在外国作家中，以血书者，不乏其人。1848年， 英国宪章派诗人厄内斯特·琼斯被捕入狱，当他用小块肥皂做的“墨水瓶”里盛放的一点点墨水用尽之后，他就忍痛割破自己的血管，开始用血来写作。在两年监禁期间，琼斯创作了24首诗歌，他在一首狱中诗里写道：“让步投降的想法我从来体验不到，这种怯懦的念头从不曾进入我的头脑；只要心脏还在我的胸膛里跳动，自尊心就不会弃我而逃。”表现了他坚定的斗争信念。琼斯出狱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积极地投身于宪章派的报刊出版工作，通过这些报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850年，《共产党宣言》就是在宪章派周刊《红色共和主义者》上第一次用英语发表的。
“……冬天磨练一个人正像它磨练一棵树。相信我，我的欢乐并没有被夺去什么——任何一点什么。这欢乐在我的心底里，并且每天用贝多芬的一个乐曲主题同我讲话。一个人即使被削去一头之高，也不会就变得渺小些。我从心底里希望你们在事情过去之后不要用悲哀来纪念我，而要怀着我一直用以生活的欢乐来纪念我。每个人身后迟早总有一道门要关上的……”这是1943年8月31日，捷克著名的反侵略的民主战士伏契克在柏林勃洛琛斯监狱给他的孩子们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伏契克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和乐观坚定的精神风貌。1938年春天，希特勒匪军侵入布拉格，他们对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捷克人民实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残酷迫害。纳粹分子想拉拢伏契克写文章，被他断然拒绝。1942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伏契克被捕了。他在盖世太保机关里，遭受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残酷拷打，遍体鳞伤，血流不止。当他被投入牢房时，已经半死不活了，接连几天没有知觉，狱中医生甚至写了报告，说他已经死了。几个星期后，当他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在身体尚能动弹的情况下，他立即开始工作，做摘记，进行写作。一个叫克灵斯基的狱卒把他的手稿秘密带出监狱。1943年伏契克被杀害。1945年5月德寇失败投降后，伏契克的妻子从狱中出来，找到了狱卒克灵斯基，从他那里搜集到伏契克的手稿，后来她把这些手稿整理了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曾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以极大鼓舞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写出长篇回忆录《往事与记忆》的俄国作家赫尔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沙皇专制统治时说：“在我们这里，谁敢把头伸到沙皇权标所划定的高度之上，可怕而悲惨的命运就会落到他的身上。我国文学的历史不是殉难者的列传，便是一系列苦役的实录。”事实正是如此。俄国许多进步作家都遭受过牢狱之灾和流放之苦。赫尔岑从35岁起被迫终身流亡国外。车尔尼雪夫斯基从33岁起坐牢、遭流放共11年。这位伟大的作家，在1862年6月被沙皇反动当局逮捕后，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英勇和坚强的精神，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他翻译过许多著作，写过许多文艺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小说《怎么办？》就是在牢房里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写成的。
在烙有“苦役”印记的俄国作家行列中，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是经历最复杂、命运最坎坷的一个。二战期间，当时任大尉的索尔仁尼琴因与朋友通信时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敬而被捕，从此他的命运发生逆转，陷入苦难的沼泽地：在劳动集中营中生活8年，被流放3年，患癌症达42年，流亡国外20年。但是，他从没有因此而沉沦，在坚定的信念和良知的驱使下，他以囚徒生活和流放生活为创作源泉，笔耕不辍。在劳动集中营中，他不是把构思好的情节一句句背诵下来，就是把写满小字的稿子塞入酒瓶埋在菜园中，再不就拍成微缩胶片装进书皮里以便保密。就这样，他写出了揭露劳动集中营内幕的成名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在他于1956年被恢复名誉后出版。该书单行本发行80多万册，掀起了“集中营文学”的创作热潮。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索尔仁尼琴又遭到官方的责难和压制。他后来创作的《癌症病房》、《古拉格群岛》等小说，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国内秘密出版。但是，真正的艺术，强权无法将它封锁，时间也不能把它湮没，它像水一样会渗透到世界的每一寸土地，能够滋润每一颗饥渴的心灵。在国外，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成为畅销书。1970年，瑞典文学院一反惯例，没有向研究提名作家的专家们索取研究报告，并提前两周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饱经磨难、身患重病的作家，其理由是：“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索尔仁尼琴在公开发表的《为人类而艺术》的演说词中讲的一句话成为世界文坛的至理名言，这就是：“饱含真理的一个词重于整个世界。”
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大师们都能够以笔作武器为了真理和信仰而斗争，哪怕坐穿牢底甚至献出生命也矢志不渝，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概！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其实同样是可与日月争辉的“名著”，值得世人仔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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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平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