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之称，顾名思义，指天生有才。仔细考虑，其实不然，人怎么可能天生就有才华呢？只不过是人们对于那些能力超凡，有做出杰出贡献或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的赞誉罢了。天才大概主要有两种类型：学院天才和世界天才。前者诸如：涂尔干、韦伯、牛顿等，他们完全是学术界人士，其本人及其追随者多半都是学者；后者则如：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他们主要凭借自己的思想、品格，甚至更多的是信念而跻身于广义上的天才之列。
天才多半都是颇有远见之人。他们以其自身坚定的信念和追求及其理论的巨大科学性和说服力吸引着人们。他们往往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然科学由于本身的内在逻辑性和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活动空间，也丰富了其物质产出；社会科学则由于本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形成和信仰的传播，其具体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信息的显露，信息交流和暗示等方法，将其信徒在意识上催眠而形成的。这个观点或许会有人反对，社会科学怎么会是“催眠术”呢？我想如果试图否定我得人，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大概不会完全否定我。
从影响上来讲，社会科学更具有长远性。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不论其具体领域分工多么专业化，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部的学科交叉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只要我们随意回顾一下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都不难发现。社会科学的成果一般不如自然科学的成果那样很快被社会承认。尽管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承认一种科学成果的方式有较大差异。比如在等级制社会，一种学术研究性的成果，不是直接被作为对象来看待的，多半要从研究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待，因为处于等级制上层的人被看作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进入市民社会之后，这一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地域文化仍然有较大影响。在不同的国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从来都不一样的。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学术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相关，甚至认为没有一流的经济，要发展一流的学术有些白日做梦。我倒是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一种利于学术发展的社会秩序或许更加具有决定作用，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
在和平和发展称为世界主题的今天，衡量学术成果的标准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人们更加倾向于从学术成果向生产力的可转化性来评价学术成果的优劣，这有些大势所趋，但我以为有些舍本逐末。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对人的思维并不具有直接的统治作用，尽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相反社会科学则对人们的思维具有更直接的统治作用。
多数时候，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当中，我们总是某种思想的信徒，并受其支配。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讲，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作为自然人的个体是相互独立的，在利益上是相互排斥的。而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彼此则紧密联系，密不可分。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必然隶属于某一群体，而不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即使是最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从属于一个群体的。他们同样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信徒，作为这种思想的信仰者，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勒邦的《群体心理学》，从个体和群体、领袖的关系揭示了这一长久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我们都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面对群体时，我们都是弱小的。一旦我们开始信仰某种思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开始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了。这种观点看来有些危言耸听，大概只有敏感的人，才会对此有所认同。
我在文章开头谈到天才的问题，其实想说的是天才（其另外一种身份就是领袖）对其信徒的影响。而作为信徒，当我们在一起聚积，并为某种理想开始奋斗时，个人就开始发生一些不难察觉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时甚至多数时候都被个人忽略了。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个人，我们通常会认为：他言行举止必然符合理智，判断人和事物必定冷静客观，行动时必定胸有成竹，接受他人观点时必定深思熟虑，科学公正地反复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和原因，并准确的预测可能的结果，而不是屈从于权威或是大多数人的判断。但观察现实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我想通过马克思主义及其信徒的案例来作个尝试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在20世纪甚至更远的将来都影响这人们价值观和思维的马克思，享有天才的盛誉是不为过的。马克思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一样，拥有广大的信徒，而马克思本人甚至拥有的最多。他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辩证法的精华，形成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唯物史观。他总结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并分析了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基本条件，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明确阐述了解放人类的具体途径就是暴力革命，要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他的理论中，他赋予了无产阶级以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他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将要走向的是一个没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其初级阶段，而共产主义是其高级阶段。此后，他在其巨著《资本论》中，用严密的体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疑应该是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初，甚至在诞生之前就拥有了广大的信徒。它是自从基督教以来，横扫了欧洲大陆的最广大的群众运动的战斗哲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的理论“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历史运动的表现”，它们不是以某个“世界政治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维根据的”。
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宗教，我担心这种误解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体系更大程度上的宗教化。而那些可能误解我的人其实在行动上也正在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悉尼·胡克在其著作《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结论统一的问题上，应该把二者区分开来，强调方法而否弃结论。马克思本人也一再强调：其理论不是教条，他试图留给后人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和立场。他自己甚至声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何等的科学气魄。在马克思眼里，他最有力的批评武器就是其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哲学。然而这些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精华，却在马克思的信徒那里被丢弃了。
马克思的信徒们简单的从马克思的理论结论出发，将其作为社会运动的必然目的，认为社会正义是个必将来临的社会制度，而共产主义也将随后实现；他们将这一制度作为其行动的直接目标，而在方式上不择手段；当他们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奴役人性时，他们忘却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追求自由的淳淳教导，忘记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忠告，而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本意。严格的说，这些声称是马克思的信徒的人，是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只是一些愚蠢的教条主义者而已，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正在亵渎和诋毁马克思主义这一神圣的名称。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实践的过程已经显露了其理论的巨大力量，我们看到了一种可以改天换地的前所未有的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劳动者支持了革命，但是在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统治下，发生在前苏联和匈牙利的（本当局称为的）暴动的支持者同样也是劳动者。这些是令我们反思的。
（作者：顾自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