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俄国十九世纪中后期思想家、革命家与小说家的回忆录，无不以别林斯基乃是1835—1848年期俄国知识分子之良心，这些人中有他的朋辈巴纳耶夫及其妻巴纳耶娃、赫尔岑、欧加缪夫；有其学生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查洛夫；甚至后来成为别林斯基思想上的敌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回忆其人时也包含激情与崇敬。
十九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期，是上俄罗斯革命史的“贵族知识分子”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中，对后世俄国革命青年的观念、人格、作风影响最巨的不是出生阀阅世家、在法国启蒙思想与德国浪漫主义孕育下成长的赫尔岑、巴枯宁等诸人，恰恰却是这个来自偏远省份、出生潦倒的军医之家、且中途辍学并以文艺批评为业的短命青年——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所从事的职业不过是文艺批评，为何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当然与后期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着力宣传别林斯基人品之高洁严正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别林斯基的文艺批评本身。
别林斯基的文艺批评虽有其精妙之处，但我不敢说他是一位高明的文艺批评家或一位德国式的美学理论大厦的构建者——其自身的知识广度与深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理论家，说严重些，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尚不过是黑格尔哲学大厦中的一个断片而已。不过，学识仅仅是一个次要的部分，其人对后世发生影响的却是其文艺批评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本身。我以为，正是一种直面政治的黑暗、民众的愚黯、知识分子的懈怠与懦弱的文学社会批评使其对后世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俄国，出版审查制度一向是俄国文化出版界的一大特色，每一个思想者身边都站着一个沙皇的宪兵——那已是不成文的公例。沙皇愚民政策的一大特色便是禁止出版任何有激进倾向的刊物，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法国启蒙思想被排斥国门之外自不在话下，对本国思想界的扼杀力度也为世所罕见——可以想象赫尔岑等人仅因为在大学中讨论了西方自由主义的问题而遭流放，就知道这扼杀之剧烈，甚至在七年长夜之中（1849—1856年）禁止在大学开设哲学课程，可说是世界近代“遏制思想史”的一大奇谈！
当此之时，别林斯基因一稍带法国启蒙思想的戏剧而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学籍自然并非什么新闻。因此之故，别林斯基似乎学会一种俄国化的斗争手段，将思想隐含于文艺批评，卑微且小心翼翼地与黑暗斗争。
翻开他的文集，看看篇章的名目，《论〈叶甫盖尼·奥涅金〉》、《一八三七年俄国文学一瞥》、《论〈当代英雄〉》……似乎都在做正经文艺批评，不过此种障眼法的最大优势在于不至于为沙皇的宪兵轻易罗织罪名而已，却骗不过敏感、锐利的知识分子之眼。别林斯基在三、四十年代里积极倡导面对社会关切的文艺，将美化沙皇专制与讴歌贵胄沙龙中的风花雪夜的浪漫文字全部清除于文艺之外，这本身便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卑微的斗士在无尽暗夜中所做的最大伟业。其临终之前《致果
“我是文人，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别林斯基写道。半个世纪之后，科罗连科回应别林斯基：“我的国家不是俄国，我的国家是俄国文学。”在一个只有文学才能传达尚未被俄国日常生活出卖的正义、良知与真理的时代，别林斯基用他的命，用他的血，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文学中的真理、良心与正义！
别林斯基对后世发生巨大影响的正是这种无所畏惧、为天下大公而死的知识人的风骨。在一个依靠宪兵和屠刀维持统治、不允许思想生存的帝国中，当文学成为仅有的表达方式的时代，别林斯基用曲折的方式承担了一个知识人所应有的社会关切并捍卫了知识人的尊严。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家自别林斯基之后，没有一个一个不把社会关切当成作家所应负担的义务，如不承担，那他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仅是文坛上的一个小丑而已！
（作者：张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