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这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德国诗人”，也恰逢“浪漫时代”，但他却基本上是反对浪漫主义的，这一点从《歌德谈话录》就可看出。他反对浪漫主义，首先反对的是浪漫主义的主观倾向，认为浪漫主义“患着现时代的通病，即主观的毛病” ，对那个时代在主观气氛的“笼罩”之下深感不满。而他自己，则坚持文学的“客观性”：“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 他所强调的是，诗人应“投入广大的世界里” ，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诗意，以现实世界作为诗歌的“牢固的基础”，而不应局限在内心的狭窄空间里，所以，他说，“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不要说显示生活没有诗意。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题材应被“看作不能入诗而加以排斥”，诗人应注重观察和描述，“面向现实世界，设法把它表达出来” ，“把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在眼前，这本身就有些价值” 。这也就是说，诗人要做的，是“掌握住世界而且把它表现出来”，“熔铸”成不朽的艺术作品。在诗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歌德突破了浪漫时代的习见，破除了浪漫主义和各种“伪浪漫”对主观的迷信，具有某种“去魅”的重大意义。其实，歌德在“努力接近客观世界”的同时，所追求的是主客观的统一，所以他指出，诗是“最丰富的经验的的结果”，“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是“心智的果实” 。他的这种认识，暗示着和浪漫主义不同的诗人在人世宇宙中的位置（和角色）。在歌德这里，诗人是在现实生活之中的，是世界的观照者，是艺术的锤炼铸造者，并不带有浪漫主义的神明色彩和立法者的高高在上的神圣的身份，虽然歌德和雪莱等浪漫诗人一样，也曾表示过诗人的最高追求是柏拉图式的“最高的存在”和“宇宙的原则”。
明确了诗人的位置，就解决了诗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诗人的姿态。所以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诗人自身内部的问题，这是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即诗人是怎样的人，诗人应如何生活和写作。歌德本人是一位诗人、一代文豪，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因而，在《歌德谈话录》里，诗人和创作主体的问题他谈得非常多。这里便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诗人是“天才”吗？诗人是不是靠“天生的才能”、“天性”和“天才的独创性”来写作？与之相关的问题还有：诗人是否需要知识的学习、技巧的完善？等等。如果我们按雪莱的思路来思考，那么诗人无疑应是天才，他靠灵感和神力写作，只要伟大的诗灵给他感应，他就能在“神来之际”写出不朽的诗篇。诗人不需要学习，学习也对诗歌写作毫无意义，因为“诗是不受心灵的主动能力的支配” 的。写作也不需要推敲，推敲只能证明天才的缺乏。总之，雪莱说得很明确，当灵感涌来时，诗人就不是常人；诗人就是灵感所眷顾的“天才”。雪莱的这种多少带有神秘主义特征的认识，也是浪漫主义潮流中常见的思想。对这种流行的诗人“天才论”，歌德的态度与思想是复杂的。在很多地方，他似乎显出了反对“天才”的一面。他承认天生的才能和“自由的本能”，但认为“文化教养的高度成熟”比“非凡的才能” 来得重要。他在给年轻诗人的忠告中反复强调，“学习先于创作”，“学习要从实践出发”。他明确地说，“诗人也应力求获得多方面的知识”，而要达到艺术上的“纯熟的掌握”，绝不是但凭天才，而要费尽精力，孜孜以求。译者朱光潜也认为，歌德“一般强调学习甚于强调天才” 。在歌德看来，诗人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后天的学习、研究、修养和全面发展中不断完善自我，形成高尚的心灵，伟大的人格和高度的文化教养，提高写作的才能，而这一切都将体现在他的精神创作中，最终成就杰出的诗作。他还颇有针对性地批评道，时人将“一切深入研究、一切循序渐进的才能发展和内心修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大抵上是就浪漫主义潮流所附加产生的诸多流弊而言的，从中不难想见他的看法。在他的言谈中，我们发现，歌德对人格和文化教养尤其重视，多次提及，而又特别指出，这种人格和文化教养和“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紧密相关——这就更远离了“天才”论了。他也看重诗人的全面发展，并认为“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发展，不过这不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 ，这无疑也是反对“天才”论。另外，他的重学习不重天才的观点，也是源于他的客观性原则。整个世界都是诗的题材，诗人必须学习如何处理。他认为，描绘客观事物比描绘内心需要更高的才能，需要研究对象，在对现实世界的表现中，诗人“必须向经验和文化遗产请教” 。在这些方面，歌德确实是贬抑“天才”的。
相应地，对于诗人的才能（诗才）和天生的独创性，歌德大致上采取的是“去魅”的态度，消解其特殊性和神秘色彩。他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 在肯定法国诗人的时候，他就指出，“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 ，不认为诗才是先验的天性和非凡的神力。而当谈到当时人们对天才独创性的推崇、迷信和神化时，歌德首先感叹到：“人们老是谈独创性，但是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 。显然，在他看来，独创性这种说法有些不可靠，甚至可能是个“伪问题”。他看到，人一来到世间，他和他的天性就已经堕入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了；诗人的能力、气质、性情以及他们创作活动，势必要受到文化传统和整个世界的影响，那些所谓的“独创”，并非是天才行为，而要归功于诗人的才学修养和各种影响。在谈到独创性和诗人的文化背景时，他还说，“我们固然生下来就有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 ，并认为自己的才华极大地受益于希腊文化、法国文化和莎士比亚等等。歌德更看不惯对独创性和天才的种种幻想和迷信，对这种文坛和艺术界深感忧虑，他鄙夷那些“一切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天才”的“艺术家”，批判那些“醉心于独创性这种空想” 的人们，要求诗人们从“天才梦”中走出来，去充实自己的真才实学，创出业绩。相比之下，浪漫主义者们不仅推重天才和独创性，而且很少言及学习和修养，很少言及文化和整个世界的对诗人复杂的影响，以及这些对诗人的意义。在他们心目中，诗人是“至人”，“有着更开阔的灵魂” ，是“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使得对“灵界神物”的认识“接近美与真” 。其实，从这种的言说的方式和语调中我们就能感觉到浪漫派和歌德的巨大的差别。浪漫派的“诗人”是带有神性的灵魂和天才，一切靠独创；而歌德的诗人则往往是学习者和修养者，处在文化与世界的种种影响之中。可见，在诗人形象、才能和素养这些方面，歌德又站在了浪漫派和“天才”论的对立面。我们可以推想，在歌德意识中，一个伟大诗人的出现，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文化营养，并最终有待于这个诗人的心智的全面的发展和成熟，而他的创作也正是这种成熟的心智的标志和结果，因此，从诗人的全面修养和心智成熟的角度上讲，诗人不是天才，诗人不是靠天生的诗才和独创性来写作。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歌德只是一贯坚持“诗人非天才”说，那么我们就把问题想得太过简单了。歌德的思想，绝非如此浅近、单线，而是复杂而微妙的。更多的时候，作为读者，我们似乎从他的谈话中看到了矛盾性。的确，他有怀疑天才的一面，对天才论调多有“纠偏”，但这也仅仅是他思想的一面。在文学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歌德又还是承认和肯定天才的存在的。例如，歌德谈到但丁，认为“才能”一词都无法表达对这个伟大诗人的崇敬，而用“天性”。而歌德每每谈到拜伦，都表现出了对这位英伦诗人“于我心有戚戚焉”，简直是倒向浪漫派，大谈诗人的天才和灵感：“就他（指拜伦）而言，灵感代替了思考。……凡是来自他这个人，特别是来自他的心灵的那些诗都是卓越的。他做诗就象女人生孩子，她们用不着思考，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他是一个天生的有大才能的人。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 这不仅是肯定诗歌天才，其中的“生孩子”的比喻也明显呼应了灵感说的写作观。歌德甚至对爱克曼说过，真正的诗人生来就对世界有认识，并不止一次地谈到“天生的敏感”，“天生的才能”。这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阅读就会发现真正的“要害”：歌德回到天才论的地方，往往都涉及到了诗人写作这一具体的艺术创作活动。由此，歌德对天才论的矛盾的观点将我们的思考从诗人和天才的问题引向了写作活动及其性质的问题。
我们知道，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和创造力紧密相关。创造力是充满了充满了生命力的活性体，人的知解力只能认识“凝固的事物”，对它无从把握。创造力难以为人力和常理所掌控的特点，使它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和特殊性，因而歌德有时将它归为天才，他说：“天才和创造力很接近。” 并且认定创造力是人力所不可及的，是来自“上界”的不可知的“礼物”：“每种最高级的创造……，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 这可看作是歌德和浪漫派一起回到了柏拉图。不过，诗歌写作活动确实有其特别之处，它往往和生命中那种隐秘而又最为本原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写作的创造性也正体现在通过这种力量诗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近乎超验的境界。写作活动的这种特质也使得写作难以把握和解释。歌德对此当然有着很深的体会，所以他认为写作和天才的创造力是相关的，而天才也就体现在写作诗歌的创造之中。这样一来，歌德就去除了“天才”思想中过多的宗教性的灵异特征（如雪莱所说的“祭司” ），使之更多地与创造力这一范畴相靠近。另外，歌德在此也明确了写作的一大特性，即写作可能是生命本质中那种我们无从把握的创造能力的特殊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更多地诉诸于某种特殊的精神创造状态，正如“生孩子”的比喻所表明的，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
此外，值得一提地是，歌德并没有把天才看作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反而注意到了天才的各种身心条件，认为天才主要是诗人的青春时代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歌德较早地发现了“青春期写作”这个写作内部的问题。歌德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写出好作品要比作出正确判断来得容易” ，他提出，“天才多半表现于青年时代”。也就是说，“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和天才能力总是和“青年时代”联系在一起，在文学创作中更是如此。而青年之所以表现出天才的创造力，是由于强健的身体条件和明朗向上的心灵状况，这样的身心统一体正具有写作中那种神秘的能力，自然更易造就天才。同样，天才的写作也往往就是“青春期写作”，完全依仗这种巨大的身心能量的外现和流露。歌德用自己的经历（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年少才高的拜伦的天才的赞叹，以及称拜伦的诗作是青春的“发泄”，也都体现这种观点。其实，这种青春才性的喷涌式的写作，正是浪漫派诗人们曾普遍青睐的，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青春期写作”的诗人形象；同时，这样一种写作和诗人形象也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拜伦是这样的诗人，雪莱也是；歌德的同胞荷尔德林大抵上也是；晚近的法国诗人兰波，主张“通灵”，也很类似；我国当代的诗人海子甚至也一样。但是，这些天才奔涌的诗人，要么在盛年辞世而去（如雪莱等），要么在青春逝去后“失语”，写作上难以为继（如兰波）。而歌德恰恰不同，他活了83岁，一直在写诗，写作呈现出匀质和持续的特点，和“青春期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赞赏青春时代的天才，他也发现了这种写作的问题：青春只有一次，当青春不再，天才失去了条件，当“主观的心绪”已被写完了，写作应如何持续下去？歌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又回到了他反天才的论调，他“现身说法”，认为持续的写作应来自“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实践，从而又贬抑了青春时代依靠天才的写作。从上面不难看出，歌德所谓的“天才”并不是什么“神明”，它作为一种创造力的象征，有着身心等具体条件的限制。而对这种和天才相应的“青春期写作”的思考，则反映出歌德接触到了写作活动的复杂性：青春才性的神秘通灵的创造性活动和知识才学的作用等多种因素都会贯穿其中。这也是歌德的谈话激发我去关注思考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将讨论集中于写作活动本身和写作的性质。先让我们回到写诗如“生孩子”的比喻。写作活动有时确实如“生孩子”一样，不知怎么回事就“生”下来了，于是人们便归结为天才和不可控制的灵感。歌德自己就有体会：“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这种压力就象一种本能的梦境的冲动。” 这种写作经验是很普遍的，它往往导致人们把写作看得神秘灵异。歌德也曾大谈日常生活中的灵异现象，多少有些相信灵魂感应、人的“交感力”和预感能力，他将写作活动和某些神秘性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他曾两次重点谈“精灵”，具体到写诗，他说：“精灵在诗里到处都显现，特别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 这仍是指写作中的灵感活动。有时侯，他又把写作看成是某种生命活动，“它是精神创作，……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所以它的作者……由他的精灵去控制，听它的命令行事” ，这就带有明显的超验色彩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歌德认为写作活动的性质是神秘灵异的呢？如果我们通读《谈话录》的话，那么答案当然不能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歌德从未把问题绝对化。显然，在歌德这里，对“天才”的种种“神性”的“去魅”，也多少是对写作的神秘性的“去魅”；写作除了那些神秘的不可控因素外，还有其可控性的方面，包括对客观性原则的要求，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反映，以及文化修养和“真才实学”的作用。当然，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在写作活动中，可控性因素可能要通过不可控的因素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而不可控的因素也许在运作上要以可控性的这些因素为依托，这正是写作活动的复杂性——当然，这已不是歌德的明确的说法，而是我由此所展开的一些思考了。我认为，歌德已隐约意识到了写作的复杂性，只是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
通过上面我的梳理和思考，我们已可窥得歌德对诗人的种种问题的基本认识。他是反浪漫的，但又有浪漫派的痕迹。在关于诗人是否是天才，是否靠天才写作和写作的性质等问题上，歌德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他承认天才，承认“天生的诗人”，也承认和肯定写作的神秘性，但同时，他对天才又多有保留与限制，坚持对诗人和写作中的种种神秘进行初步的破除，也从未承认“诗人即天才”，而是发现了天才的种种问题，强调诗人对客观的把握，强调诗人的学习和修养。我所关注的正是这种矛盾性。这些矛盾不仅和时代的影响有关，更多地是写作的复杂性这一深层背景使然。一涉及到写作这种难以把握的精神活动，关于诗人的诸多问题就复杂起来了。当他涉及到写作的不可控和神秘的特征时，他也倒向灵感说和天才说；当论及写作外部的问题和写作原则时，他又反天才论；诗人也时而是“孜孜不倦”的工作者形象，时而又是通灵者的形象。这些“矛盾”的思想，在我看来，正体现了歌德的认识的丰富，深刻和精微，也正是我在和这位老诗人“谈话”的过程中所“听到”的“机锋”。仔细考察，他在诗人，天才和写作这个大问题上的认识，体现出了问题本身的复杂和困难，而可贵地是，他还表现出了较为一贯“去魅”的态度与思想，又保持了“去魅”的限度，比之当时的一些浪漫派要高明得多；他部分接触到了写作的问题，启发了我对写作的复杂性的多方面的思考。而关于什么是诗人，什么是写作这样的问题，也注定会被思考下去。我想，我们应承认诗人气质和创作中的神秘性，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强调那些“可控性”的方面。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到我在文章开始前所引的两段话那里，也许正如歌德所说，诗人既要在精神性自由中去创造自己的神秘而极富魅力的“世界”和“孤独之境”，又要处在这纷乱的现世之中，去“掌握”和“表达”这个世界，既是“灯”，又是“镜”，而就在诗人这种和自我、和世界的微妙关系和活动中，复杂的写作本身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丰富而坚实的质地。
明确了诗人的位置，就解决了诗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诗人的姿态。所以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诗人自身内部的问题，这是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即诗人是怎样的人，诗人应如何生活和写作。歌德本人是一位诗人、一代文豪，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因而，在《歌德谈话录》里，诗人和创作主体的问题他谈得非常多。这里便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诗人是“天才”吗？诗人是不是靠“天生的才能”、“天性”和“天才的独创性”来写作？与之相关的问题还有：诗人是否需要知识的学习、技巧的完善？等等。如果我们按雪莱的思路来思考，那么诗人无疑应是天才，他靠灵感和神力写作，只要伟大的诗灵给他感应，他就能在“神来之际”写出不朽的诗篇。诗人不需要学习，学习也对诗歌写作毫无意义，因为“诗是不受心灵的主动能力的支配” 的。写作也不需要推敲，推敲只能证明天才的缺乏。总之，雪莱说得很明确，当灵感涌来时，诗人就不是常人；诗人就是灵感所眷顾的“天才”。雪莱的这种多少带有神秘主义特征的认识，也是浪漫主义潮流中常见的思想。对这种流行的诗人“天才论”，歌德的态度与思想是复杂的。在很多地方，他似乎显出了反对“天才”的一面。他承认天生的才能和“自由的本能”，但认为“文化教养的高度成熟”比“非凡的才能” 来得重要。他在给年轻诗人的忠告中反复强调，“学习先于创作”，“学习要从实践出发”。他明确地说，“诗人也应力求获得多方面的知识”，而要达到艺术上的“纯熟的掌握”，绝不是但凭天才，而要费尽精力，孜孜以求。译者朱光潜也认为，歌德“一般强调学习甚于强调天才” 。在歌德看来，诗人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后天的学习、研究、修养和全面发展中不断完善自我，形成高尚的心灵，伟大的人格和高度的文化教养，提高写作的才能，而这一切都将体现在他的精神创作中，最终成就杰出的诗作。他还颇有针对性地批评道，时人将“一切深入研究、一切循序渐进的才能发展和内心修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大抵上是就浪漫主义潮流所附加产生的诸多流弊而言的，从中不难想见他的看法。在他的言谈中，我们发现，歌德对人格和文化教养尤其重视，多次提及，而又特别指出，这种人格和文化教养和“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紧密相关——这就更远离了“天才”论了。他也看重诗人的全面发展，并认为“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发展，不过这不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 ，这无疑也是反对“天才”论。另外，他的重学习不重天才的观点，也是源于他的客观性原则。整个世界都是诗的题材，诗人必须学习如何处理。他认为，描绘客观事物比描绘内心需要更高的才能，需要研究对象，在对现实世界的表现中，诗人“必须向经验和文化遗产请教” 。在这些方面，歌德确实是贬抑“天才”的。
相应地，对于诗人的才能（诗才）和天生的独创性，歌德大致上采取的是“去魅”的态度，消解其特殊性和神秘色彩。他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 在肯定法国诗人的时候，他就指出，“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 ，不认为诗才是先验的天性和非凡的神力。而当谈到当时人们对天才独创性的推崇、迷信和神化时，歌德首先感叹到：“人们老是谈独创性，但是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 。显然，在他看来，独创性这种说法有些不可靠，甚至可能是个“伪问题”。他看到，人一来到世间，他和他的天性就已经堕入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了；诗人的能力、气质、性情以及他们创作活动，势必要受到文化传统和整个世界的影响，那些所谓的“独创”，并非是天才行为，而要归功于诗人的才学修养和各种影响。在谈到独创性和诗人的文化背景时，他还说，“我们固然生下来就有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 ，并认为自己的才华极大地受益于希腊文化、法国文化和莎士比亚等等。歌德更看不惯对独创性和天才的种种幻想和迷信，对这种文坛和艺术界深感忧虑，他鄙夷那些“一切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天才”的“艺术家”，批判那些“醉心于独创性这种空想” 的人们，要求诗人们从“天才梦”中走出来，去充实自己的真才实学，创出业绩。相比之下，浪漫主义者们不仅推重天才和独创性，而且很少言及学习和修养，很少言及文化和整个世界的对诗人复杂的影响，以及这些对诗人的意义。在他们心目中，诗人是“至人”，“有着更开阔的灵魂” ，是“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使得对“灵界神物”的认识“接近美与真” 。其实，从这种的言说的方式和语调中我们就能感觉到浪漫派和歌德的巨大的差别。浪漫派的“诗人”是带有神性的灵魂和天才，一切靠独创；而歌德的诗人则往往是学习者和修养者，处在文化与世界的种种影响之中。可见，在诗人形象、才能和素养这些方面，歌德又站在了浪漫派和“天才”论的对立面。我们可以推想，在歌德意识中，一个伟大诗人的出现，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文化营养，并最终有待于这个诗人的心智的全面的发展和成熟，而他的创作也正是这种成熟的心智的标志和结果，因此，从诗人的全面修养和心智成熟的角度上讲，诗人不是天才，诗人不是靠天生的诗才和独创性来写作。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歌德只是一贯坚持“诗人非天才”说，那么我们就把问题想得太过简单了。歌德的思想，绝非如此浅近、单线，而是复杂而微妙的。更多的时候，作为读者，我们似乎从他的谈话中看到了矛盾性。的确，他有怀疑天才的一面，对天才论调多有“纠偏”，但这也仅仅是他思想的一面。在文学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歌德又还是承认和肯定天才的存在的。例如，歌德谈到但丁，认为“才能”一词都无法表达对这个伟大诗人的崇敬，而用“天性”。而歌德每每谈到拜伦，都表现出了对这位英伦诗人“于我心有戚戚焉”，简直是倒向浪漫派，大谈诗人的天才和灵感：“就他（指拜伦）而言，灵感代替了思考。……凡是来自他这个人，特别是来自他的心灵的那些诗都是卓越的。他做诗就象女人生孩子，她们用不着思考，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他是一个天生的有大才能的人。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 这不仅是肯定诗歌天才，其中的“生孩子”的比喻也明显呼应了灵感说的写作观。歌德甚至对爱克曼说过，真正的诗人生来就对世界有认识，并不止一次地谈到“天生的敏感”，“天生的才能”。这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阅读就会发现真正的“要害”：歌德回到天才论的地方，往往都涉及到了诗人写作这一具体的艺术创作活动。由此，歌德对天才论的矛盾的观点将我们的思考从诗人和天才的问题引向了写作活动及其性质的问题。
我们知道，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和创造力紧密相关。创造力是充满了充满了生命力的活性体，人的知解力只能认识“凝固的事物”，对它无从把握。创造力难以为人力和常理所掌控的特点，使它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和特殊性，因而歌德有时将它归为天才，他说：“天才和创造力很接近。” 并且认定创造力是人力所不可及的，是来自“上界”的不可知的“礼物”：“每种最高级的创造……，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 这可看作是歌德和浪漫派一起回到了柏拉图。不过，诗歌写作活动确实有其特别之处，它往往和生命中那种隐秘而又最为本原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写作的创造性也正体现在通过这种力量诗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近乎超验的境界。写作活动的这种特质也使得写作难以把握和解释。歌德对此当然有着很深的体会，所以他认为写作和天才的创造力是相关的，而天才也就体现在写作诗歌的创造之中。这样一来，歌德就去除了“天才”思想中过多的宗教性的灵异特征（如雪莱所说的“祭司” ），使之更多地与创造力这一范畴相靠近。另外，歌德在此也明确了写作的一大特性，即写作可能是生命本质中那种我们无从把握的创造能力的特殊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更多地诉诸于某种特殊的精神创造状态，正如“生孩子”的比喻所表明的，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
此外，值得一提地是，歌德并没有把天才看作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反而注意到了天才的各种身心条件，认为天才主要是诗人的青春时代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歌德较早地发现了“青春期写作”这个写作内部的问题。歌德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写出好作品要比作出正确判断来得容易” ，他提出，“天才多半表现于青年时代”。也就是说，“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和天才能力总是和“青年时代”联系在一起，在文学创作中更是如此。而青年之所以表现出天才的创造力，是由于强健的身体条件和明朗向上的心灵状况，这样的身心统一体正具有写作中那种神秘的能力，自然更易造就天才。同样，天才的写作也往往就是“青春期写作”，完全依仗这种巨大的身心能量的外现和流露。歌德用自己的经历（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年少才高的拜伦的天才的赞叹，以及称拜伦的诗作是青春的“发泄”，也都体现这种观点。其实，这种青春才性的喷涌式的写作，正是浪漫派诗人们曾普遍青睐的，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青春期写作”的诗人形象；同时，这样一种写作和诗人形象也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拜伦是这样的诗人，雪莱也是；歌德的同胞荷尔德林大抵上也是；晚近的法国诗人兰波，主张“通灵”，也很类似；我国当代的诗人海子甚至也一样。但是，这些天才奔涌的诗人，要么在盛年辞世而去（如雪莱等），要么在青春逝去后“失语”，写作上难以为继（如兰波）。而歌德恰恰不同，他活了83岁，一直在写诗，写作呈现出匀质和持续的特点，和“青春期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赞赏青春时代的天才，他也发现了这种写作的问题：青春只有一次，当青春不再，天才失去了条件，当“主观的心绪”已被写完了，写作应如何持续下去？歌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又回到了他反天才的论调，他“现身说法”，认为持续的写作应来自“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实践，从而又贬抑了青春时代依靠天才的写作。从上面不难看出，歌德所谓的“天才”并不是什么“神明”，它作为一种创造力的象征，有着身心等具体条件的限制。而对这种和天才相应的“青春期写作”的思考，则反映出歌德接触到了写作活动的复杂性：青春才性的神秘通灵的创造性活动和知识才学的作用等多种因素都会贯穿其中。这也是歌德的谈话激发我去关注思考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将讨论集中于写作活动本身和写作的性质。先让我们回到写诗如“生孩子”的比喻。写作活动有时确实如“生孩子”一样，不知怎么回事就“生”下来了，于是人们便归结为天才和不可控制的灵感。歌德自己就有体会：“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这种压力就象一种本能的梦境的冲动。” 这种写作经验是很普遍的，它往往导致人们把写作看得神秘灵异。歌德也曾大谈日常生活中的灵异现象，多少有些相信灵魂感应、人的“交感力”和预感能力，他将写作活动和某些神秘性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他曾两次重点谈“精灵”，具体到写诗，他说：“精灵在诗里到处都显现，特别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 这仍是指写作中的灵感活动。有时侯，他又把写作看成是某种生命活动，“它是精神创作，……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所以它的作者……由他的精灵去控制，听它的命令行事” ，这就带有明显的超验色彩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歌德认为写作活动的性质是神秘灵异的呢？如果我们通读《谈话录》的话，那么答案当然不能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歌德从未把问题绝对化。显然，在歌德这里，对“天才”的种种“神性”的“去魅”，也多少是对写作的神秘性的“去魅”；写作除了那些神秘的不可控因素外，还有其可控性的方面，包括对客观性原则的要求，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反映，以及文化修养和“真才实学”的作用。当然，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在写作活动中，可控性因素可能要通过不可控的因素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而不可控的因素也许在运作上要以可控性的这些因素为依托，这正是写作活动的复杂性——当然，这已不是歌德的明确的说法，而是我由此所展开的一些思考了。我认为，歌德已隐约意识到了写作的复杂性，只是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
通过上面我的梳理和思考，我们已可窥得歌德对诗人的种种问题的基本认识。他是反浪漫的，但又有浪漫派的痕迹。在关于诗人是否是天才，是否靠天才写作和写作的性质等问题上，歌德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他承认天才，承认“天生的诗人”，也承认和肯定写作的神秘性，但同时，他对天才又多有保留与限制，坚持对诗人和写作中的种种神秘进行初步的破除，也从未承认“诗人即天才”，而是发现了天才的种种问题，强调诗人对客观的把握，强调诗人的学习和修养。我所关注的正是这种矛盾性。这些矛盾不仅和时代的影响有关，更多地是写作的复杂性这一深层背景使然。一涉及到写作这种难以把握的精神活动，关于诗人的诸多问题就复杂起来了。当他涉及到写作的不可控和神秘的特征时，他也倒向灵感说和天才说；当论及写作外部的问题和写作原则时，他又反天才论；诗人也时而是“孜孜不倦”的工作者形象，时而又是通灵者的形象。这些“矛盾”的思想，在我看来，正体现了歌德的认识的丰富，深刻和精微，也正是我在和这位老诗人“谈话”的过程中所“听到”的“机锋”。仔细考察，他在诗人，天才和写作这个大问题上的认识，体现出了问题本身的复杂和困难，而可贵地是，他还表现出了较为一贯“去魅”的态度与思想，又保持了“去魅”的限度，比之当时的一些浪漫派要高明得多；他部分接触到了写作的问题，启发了我对写作的复杂性的多方面的思考。而关于什么是诗人，什么是写作这样的问题，也注定会被思考下去。我想，我们应承认诗人气质和创作中的神秘性，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强调那些“可控性”的方面。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到我在文章开始前所引的两段话那里，也许正如歌德所说，诗人既要在精神性自由中去创造自己的神秘而极富魅力的“世界”和“孤独之境”，又要处在这纷乱的现世之中，去“掌握”和“表达”这个世界，既是“灯”，又是“镜”，而就在诗人这种和自我、和世界的微妙关系和活动中，复杂的写作本身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丰富而坚实的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