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现，和天赋过人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王安石的《伤仲永》里说的是一个天赋过人的“神童”的故事: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时，不曾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人作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做客，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叫他写诗，已经不能与从前听说的相称了。再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又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舅舅说：“他的才能完全消失，普通人一样了。”
这个仲永具备天才三个特点中的一点: 突出的聪明智慧，但他缺少持之以恒的勤奋，自然也就没有了卓绝的创造力、想象力。一个天才的出现，他本人在某一领域内持之以恒的努力将是必不可少。在《伤仲永》里仔细分析一下，可以找出两个关键词：逐利、不勤奋学习。
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在普遍，很多人经过多年努力，刚做出点成绩，就当官的当官，搞钱的搞钱，中国人从来就缺乏为求知而求知、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西方的学者称我们这种文化是庸俗的世俗现实功利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直接导致中国人只信权和钱。试问哪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的一生只信权和钱的。
泰戈尔在《关于无限》中说，人类持久的喜悦，并不在于获得什么，而在于献身于比他个体生命更伟大的理念，祖国、人类、神的理念，这些理念使他易于放弃他所有，甚至包括他的生命。他的存在既悲惨又可怜，直到他发现了某个伟大的理念，能够取代他的一切，能够把他从所有财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佛与基督，以及所有伟大的先知，都代表着这种理念，他们给我们带来机会，放弃我们所有的一切。当他们伸出神圣的托钵时，我们情不自禁要给予，并发现我们最真实的喜悦和理解，就在给予之中，因为给予把我们自身和无限结合起来。
只有当人一生中以追求这种超功利的、比他个体生命更伟大事业的理念，持之以恒，易于放弃他的所有，甚至包括他的生命时，才有可能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在中国这种庸俗的世俗现实功利主义文化的熏陶下，既使有人产生追求伟大理念的萌芽，也不具备现实的土壤。仲永虽然幼时天资绝伦，但在有利可图的诱惑下，走向了与成为天才相背的岐路。
从一个有突出聪明智慧的人，成为天才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在旺盛的好奇心、单纯的求知欲，或悲悯天下的同情与怜悯等驱使下，不间断地从事求证、验证活动。摒弃外在的干扰和杂念，具有简单而纯粹的动机。先有了这份“简单”，无论世事如何瞬息万变，以单纯的追求为快乐；人了这份简单，任凭举世熙熙攘攘、诱惑纷纷，淡然立身卓然独处。于过程追求中体味发自生命内在深处的喜悦。
释伽牟尼因感悟生命的悲苦和无常，恐惧老、病、死而寻找生命的真谛，放弃身为王子的尊贵和荣华，放弃人世间声色犬马的享受，他是一个聪明的学者。寻道五年，苦修六年，其间历尽苦难，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他成为人类极少数的天才之一。
其实中国也盛产天才
而国人在庸俗的世俗现实功利主义文化的熏陶下，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缺乏这种内在精神动力。为了追求现实功利人心复杂，人世复杂，形成一个复杂的人情社会网络，在脉脉人情的包装下进行利益交换。一旦在社会中出现不追求声色犬马、不追求功利的人，整个社会视他为异端，备受打击，形成强大力量扼杀天才的萌芽与出现。中国的庸俗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不仅扼杀天才，同时也摧残人才。中国社会盛产的是在声色犬马中、混名混权混利、圆滑世故、凶狠狡诈、万金油式的“韦小宝”，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种人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追逐世俗现实功利的的天才。
其实中国也盛产天才，不信你看看这个社会，时时刻刻都在冒出无师自通的韦小宝式的天才人物，那些在标榜中国社会科学发达的学者们，试想，韦小宝的层出不穷，对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民族是利还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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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