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本书叫做《国家的品格》，其中给国家品格设置了四个指标：独立不羁，道德水准，美丽田园，天才辈出。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天才，但大家都知道天才不是那么容易成为的，当然不排除有一小撮已经自认为是天才了。所以，更多的人只能对天才羡慕，嫉妒，甚至打击(我就不对扼杀天才的中国教育制度讽刺挖苦了)。
无论是社会还是科学，所前进的每一步，几乎都能看到天才们的足迹，在各条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路标，让后人能够跟随。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常的理解其实是对牛顿原话的误读），实质是不停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此反复。没有那些天才，有些捷径会推迟数百，上千年才被发现，甚至永远不会出现（尤其是艺术领域），你期待贝多芬以外的人来谱写《第九交响曲》吗？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去绘制梵高的《向日葵》？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是只有天才能带来的。
把天才捧的这么高，那我们最广大人民群众又置身何地？究竟是“天才史观”还是“群众史观”，说起来“天才史观”就是伟大领袖带领我们向前进，而“群众史观” 则是伟大领袖顺应了劳苦大众组成的浪潮。都有道理，所以，按照学术上的惯例，折衷一下来个“综合史观”就能兼顾两个理论了，就这么容易。
回到开头，有上一两个天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天才辈出才是“国家的品格”。按照查尔斯·默里的说法，“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有人胆小如鼠，有人胆大妄为，都有敢想敢干的人。但对于夹在两个极端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文化规范或促进或阻碍了个人的自主权。”简单的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可能会促进天才的产生，同样也可能会阻碍天才的产生。
这就可以解释我们的过去，在古代中国有那多发明创造，有《九章算术》，有《齐民要术》，有《本草纲目》……足以令世界侧目（见
好古的国人总喜欢提我们的历史多么多么悠长，我们的传统多么多么伟大。但历史究竟留给我们什么？我们的传统究竟是什么？鲜有人愿意做进一步阐释。从地理上讲，我们所处的东亚适合农业的发展（农业文明），而农业的发达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这就与希腊的商业文明产生了差异，而这点差异就让两个文明分道扬镳。农业文明强调稳定，每年打交道的都是门口的那片土地，希望像往年那样风调雨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远方”，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父母的权威是与生俱来的。试想一下，地位不平等的前提下，怎么可能去与长辈或者是前辈公开辩论，怎么可能会有“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说法。缺少这么一种辩论的前提环境，科学知识的大厦很难被建立起来，虽然会偶有神来之笔。
简单的说，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并没有天才辈出的土壤，把我们的成就放到世界范围内，对比下其他文明的成就，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历史课本上的那么耀眼，不能妄自尊大。要知道，埃及领先世界建金字塔的时候，我们还在半坡捞鱼呢。天才辈出需要土壤，我们已经经历了充分的“世界化”，但问题是，我们把那天才辈出的土壤带来了吗？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天才呢？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