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会已近在眼前，管理层尤其是高层管理者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有什么其它重大变化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人口变动趋势将如何影响未来经济？未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劳动力？制造业面临的两难处境是什么？公司还会存在吗？崭新的高层管理是什么样的？管理思想巨擘彼得·德鲁克在最新出版的《未来社会的管理》中就未来社会和现在的区别，以及高层管理者需要为未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对我们娓娓道来——
新经济是否存在还尚未定论，但未来社会已近在眼前。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而言，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将远比新经济(如果存在的话)更重要。它不仅与上世纪末的社会相去甚远，也与大部分人的期望迥异。很多情况都是前所未闻的，而且未来社会的形态大部分已具雏形，或者正在迅速形成。
中年人支配主要人才市场
在发达国家里，未来社会的主导因素才刚刚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比如老龄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年轻一代人口的迅速萎缩。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仍然信誓旦旦要挽救现存的养老金制度，但他们和选民都非常清楚，如果健康状况允许，在未来的25年中人们不得不工作到75岁。
不变的是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就是那些50多岁的人——将不会再成为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全日制员工，而将以很多新的不同身份去工作：做临时工、兼职工、顾问或从事特殊任务等等。过去的人事部，现在的人力资源部仍然假设那些为组织工作的人是全日制员工。就业方面的法规也都基于同样的假设。然而，在未来的20到25年之内，也许近一半为组织工作的人将不再会以全日制的形式。这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人们在一起工作，关系却日见疏远，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将日益成为用人组织的核心管理问题，而且不仅仅针对企业。
从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时代算起，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年轻人口的萎缩会掀起波澜。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国家如中国和巴西，现在的出生率已降到了历史的低点。从政治上看，这意味着移民在所有富裕的国家里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而且颇具争议的话题。它将打破所有传统的政治联盟。从经济上看，年轻人口的下降将根本改变市场格局。新组成的家庭一直是所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驱动力。但是，新家庭的形成速度已放慢，除非有大规模年轻移民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富裕国家出现的同类大众市场从开始就受年轻人支配。现在将要逐渐向由中年人支配的阶段过渡，或许更可能将一分为二：一个是受中年人支配的主要大众市场和一个由年轻一代人支配但规模小得多的市场。由于年轻人口的数量减少，创造新的就业形式以吸引和保留那些日益增加的老龄人口将变得日趋重要。
知识技术人员成为中坚力量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知识社会。知识将成为其中的关键资源，知识工作者将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力军。它主要有三个特征：
1. 无边界，因为知识比金钱更易传播。
2. 向上的流动性，人人都容易接受正规教育。
3. 失败和成功的可能性并存。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生产资料”，比如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竞争中获胜。
对于组织和个人而言，这三个特征共同使得知识社会成为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信息技术虽然只是未来社会众多新特征的一个方面，却已经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它使知识能瞬时传播，并对每个人开放。由于信息能够如此容易和快速的传播，知识社会中每个机构都必须具备全球竞争力，即便大部分组织活动将继续局限于本地和原来的市场，不仅是企业，而且学校、大学、医院和日益增加的政府机构都是如此。这是因为互联网让世界各地的客户都能随时了解到产品的信息和价格的情况。
新的知识经济将主要依靠知识工作者。目前，这个术语被广泛地用于形容那些具有相当理论知识和学问的人：医生、律师、教师、会计师、化学工程师。但增长最为显著的将是“知识技术人员”：电脑技术员、软件程序员、诊所试验室的分析师、生产技术人员和律师助理。这些人既是体力劳动者，同样也是知识工作者；实际上，他们用手的时间通常要远远多于用脑的时间。但他们的体力劳动基于大量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只能通过正规教育才能获得，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学徒制。按理说来，他们的薪水并不比传统的熟练工人高多少，但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专业人员”。正如制造业的非熟练手工业者是20世纪社会和政治的中坚力量一样，知识技术人员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十年里社会中，也许政治上的中坚力量。
制造业将保护“蓝领”
未来社会在结构上也在变动，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形态已离我们远去。支配社会达1万年之久的农业在20世纪急剧衰落。以产量而论，农业生产现在至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倍或五倍。回顾1913年，农产品还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0%，而现在，其比率最多占17%。在20世纪初，农业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里还是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一个行业；现在，在富裕国家里，其贡献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且，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
制造业发生的变化也一样。自从“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量可能在数量上翻了三倍，但制造业产品价格（以不变价计算）却稳步下降，与此同时，主要知识产品的成本-医疗保健和教育也增长了三倍（以不变价计算）。制造业产品与知识产品的相对购买力只有50年前的1/5或1/6。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从50年代占劳动力的35%下降到现在的不足一半，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但是，希望在诸如日本或德国这些国家里发生这种同样轻易的转变可能是过高的奢望，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蓝领制造工人在劳动力中仍占25%到30%的比率。
曾经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的凋落，使农业保护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蔓延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程度。无独有偶，制造业衰落又将引发制造业保护主义 —— 即使口头上继续声言支持自由贸易。这种保护主义不一定以传统关税的面目出现，而是以津贴、配额和名目繁多的规定等多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形式存在。甚至还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地区保护将会出现，使贸易在区域内部自由进行，但在外部实行高度保护主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的情况已经初露端倪。
最高层管理遭遇新挑战
从统计数据上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和它们在1913年时几乎相同。但它们已经今非昔比。1913年跨国公司是在国外设有分公司的国内公司，每个分公司都是独立的，负责从政治角度上所划分的区域，并且有高度的自主权。现在的跨国公司趋于按照产品或服务线在全球进行组建。但正如1913年时的跨国公司一样，它们是以产权来控制的联合体。比较而言，2025年的跨国公司很可能是以战略来控制的联合体。当然产权问题还会存在。但是，战略结盟、合资、少数人控股、技术协议和合同将不断成为联合体中的组成部分。这种组织将需要一种崭新的最高管理层。
在大多数国家，即使在很多大型的复杂的公司里，最高管理层仍然被看成是运作管理的延伸。然而，未来的最高管理层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机构：它将代表一个公司。摆在未来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最高管理层面前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平衡企业内两种相互冲突的需求：对短期和长期成果的需求和根据公司的各种利益相关对象如客户、股东(尤其是机构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知识工作者和社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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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