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先排除传统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离与信息技术同步突飞猛进的新技术如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影响，画一张只考虑信息时代的特点的世界地图，这张图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国界”划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它的“国界”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让我们从一些现象谈起。
美国大夫与印度秘书
１９９６年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中一个有关信息时代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说，美国大夫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完病之后自己不写病历，而是口述病历，由专门负责誊写病历的秘书记录并打印出来。在信息时代之前，高度工业化的美国已经采用了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的办法来更有效率地处理这件事：出现了一家专门负责此事的公司，美国任何地方的医生看完病之后，只要对着特别设置的麦克风口述病历，公司里的高度专业化的记录员就会记录下病历并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便通过传真返回医生手中。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家公司把记录业务搬到了印度，现在，美国大夫仍在麦克风前口述病历，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国境内而是通过远距离通讯网传到了印度，由印度秘书记录并打印，然后还是在几分钟之内又传回美国大夫手中。这样的操作在信息时代之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效率的，因而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而且更有效率、更经济。这件事是意味深长的。过去，你可以仅仅因为你是美国人就得到这份记录病历的工作，现在不行了，你必须与远在几万公里之外的印度人竞争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竞争，在工资上也要竞争。如果你说你因为生在发达国家就要多挣钱，雇主不给你就找政治保护，那么好，雇主就把买卖搬到别的国家去，至少是那些主要与信息有关的买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搬走。这当然意味着传统的断层线——国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个地理社区内的精英与其他一般民众之间的断层线凸现或宽阔起来。
“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什夫·纳达是印度ＨＣＬ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从１９７６年的一个制造可编程计算器的小厂，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拥有５、５亿美元资产的大软件公司。纳达希望到本世纪末，他的公司的年收入可以达到３０亿美元。记者采访他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那间大办公室的十几扇窗子都用百叶窗关了起来。记者写道：“对于５１岁的纳达来说，就在ＨＣＬ外面的那个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规章制度，那些靠及时的政治‘献金’来夺取合同的竞争者，以及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印度经济，纳达只能用百叶窗把这些关在公司之外，让大伙不去分心。所以，ＨＣＬ一直是雇员们的一个知识‘净地’，一个他们可以舒适地想象那些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协调的现实——贫困、宗派之争、模拟化思维——的侵扰。”
欧洲共同体负责科学技术预测的主任里卡多·佩特拉认为：“到下个世纪中叶，像德国、意大利、美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实体和最主要的政治结构。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些诸如美国加州的奥林奇县、日本的大阪、法国的里昂、德国的鲁尔本等地区，它们将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未来真正的决策力量……将是和城邦地区政府结盟的那些跨国公司。”佩特拉认为这些单位将会形成“在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如果我们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技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２１世纪的世界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罪恶、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岛很可能真是用玻璃罩起来的，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联，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也许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伦理问题吗？也许有，但到时定会找到合适的说法予以解决。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国界线比其他任何断层线都要凸显的世界地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原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国家内的精英集团与近在咫尺的贫穷大众之间的隔阂远比他们与另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要大。在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断层线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作为实例，我们只要想一想离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远的欧洲各国贵族之间的频繁交往、通婚就会明白了。
工业革命打碎了这种“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群岛”的模式。工业社会强调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要求社会组织也规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齐、均质、一致行动，而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可以把比农业社会大得多的范围内的人们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的障碍。正是这种技术条件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相对隔绝、内部相对均质化、在地理上基本联成一片、规模适当的社团，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信息技术革命则在两方面改变了工业社会模式：一是“分量化生产”，降低了规模化生产的比重；二是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离的障碍。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与周围“贫穷人海”隔离的小岛；第二，并不特别迫切需要把这些小岛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过高速通讯手段把他们联结到一起，使你感觉不到其间的地理距离。
智力决定阶级地位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已成为现实 １９９４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极具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这本书以详尽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ｌｉｔｅ）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认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而不用“智能”（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这个词呢？作者说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抬扛：如果你用“智能”这个词，那音乐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体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际关系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调节情绪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认为这些都不能和智商搅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感知三项能力。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作者创造了“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２０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２１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他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是更加隔绝而不可能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
智商将成为凌驾于其他人类美德之上的突出优点
人类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惟一优于其他动物的长处，就是人类的智能。但迄今为止，人类借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获取财富、吸引性伴侣的优点还不仅仅限于智力一个方面。然而，信息技术很可能使得智力占据成功要素的极大百分比。在信息时代，人们之间的距离将变得很近，无论在地理上相隔多远，都能随时交往，但正因为如此，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很远的人交往、合作，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少地和自己周围的人直接面对面地交往、合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隔着一层“窗纱”。隔着这层“窗纱”，你个人是否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智能。你的相貌在此完全不起作用，你完全可以制造“虚拟容貌”去吸引人；你的气质、脾气、幽默感也完全可以虚拟：你在平时的直接交往中也许不善言词，很乏味或脾气很坏，但“虚拟交往”与直接交往不同，在这里，智能往往能掩饰你的其他许多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间”中风趣幽默、风度翩翩，整个制造出一个“虚拟人格”来。你没有领导、组织才能吗？也不要紧，信息社会——互联网络是其最好的代表——本来就不需要组织和领导，每个人只要遵守那几个基本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搞上去，大家就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地把东西凑到一块，就能出产品、出效益、出事业，因为信息空间有“自组织”能力。
另一方面，很多现在报酬还十分丰厚，却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其他长处的职业，将会被信息技术取代，就像在过去几百年中，很多依靠体力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软、硬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现在已经在影视制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电脑动画制作技术将完全取代演员。到了那时，演员可以做到的，电脑都能做到，演员做不到的，电脑也能做到，还要演员做什么？
总而言之，在信息时代，不仅力量将主要归属于智能（这一点我们已很容易看到，如制作软件、加密解密、进行其他各种高科技开发等获取权力和财富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智力，信息时代的大规模犯罪也几乎完全依赖于智力），就连愉悦别人的能力也将主要取决于智能。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话。在信息时代，这句话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正确，更加绝对。
伦理学问题
按智力划分阶级公平不公平？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不公平的。特别是听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认知能力时，就会感到不公平，进而对此表示怀疑，并找出对于智力这一人类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释。“情商”（ＥＱ）的说法最近风靡一时，有关“情商”的书在许多国家都十分畅销。“情商”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智商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人们对于它如此关注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于智商的关注：人们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定人一生命运的东西。
就中国人而言，我们今日常常听到的抱怨是财富和权力不按智商分配，因而不公正，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近十几年中处于转型期，有一定程度的混乱，因而人们看到了许多至少在表面上智商不高的“粗人”（但也许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智商不低呢！）发了财，更多的愤怒则集中于那些靠门第暴富的人的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比美国落后得多的发展阶段，尚且缺乏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完备的技术手段，这个需要也没有这么迫切。实际上，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至少是按受教育程度分配财富和权力的。任何人都知道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在收入、待遇、社会地位方面的那道巨大的鸿沟。否则，就无法解释即使在一片“读书无用”的抱怨声中，那么多的家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抬过大学的那道门槛这种现象。
如果社会中的人必须划分成三六九等，则按智商划分应该是最合理的。真正的伦理学问题是，该不该把人划分开？少数人掌握着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掌握着他们根本不交往，也不关心的其他许多人的命运这样一种前景，则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信息技术革命很可能恰恰是强迫人们进行这种划分的一种技术革命。我们惟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阶级的划分，这一次的划分标准我们觉得至少比过去更公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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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