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经济领袖

    约翰·肯尼迪令人怀念，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表现出我们想做什么。在196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这个43岁的“年轻人”说出了超越地域与时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空洞名言：“火炬已经传到了新一代美国人手中。”
    
    根据罗素的考证，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促成了对青年的崇拜。支持这种崇拜的信条，是我们近代世界最重要的观念：进步。我们相信，人类社会总是在迈向一个更好的阶段，因此，每一代更年轻的人都必然拥有更良好的素质，他们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在过去的200年中，我们一直相信，未来比历史更激动人心。
    
    在这个背景下，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任何形式的对未来的预测都令人兴致盎然。为一群看似毫不相关的人赋予“明日领袖”或是“未来之星”的称号，有助于为我们在常常缺乏意义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意义，为我们高速发展、错综复杂的社会运转提供路线图——看，这一群人代表未来的方向。当然，也没有比预测未来更为愚蠢的事情了。那些曾经的“明日领袖”常常转瞬即逝，他们永远地倒在了通往明天的道路上。因为当我们试图预测未来时，我们遵照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的标准，这是个永恒的“刻舟求剑”式的悖论。但在90％的时刻，人类是情感而非理智的动物，我们一直控制不住内心的欲望，去做那些已经被证明可能并不聪明的事情。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财经》杂志与世界经济论坛所评选的十名“中国未来经济领袖”作出过多苛评，与这两家评选机构一定要强调评选的客观性一样，是缺乏幽默感的表现。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份或许缺乏客观性的名单，暗示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
    
    火炬已经传到了新一代中国人手中了吗？这十位入选者的履历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全部出生于1960年代，最年长的谢国忠今年43岁，而最年轻的郭广昌出生于1967年。除去4位港台地区的入选者，其他6位显然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他们都在文革中度过少年时期，在热情洋溢的80年代度过了青年时代，他们中的幸运者有机会前往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学习，他们的辉煌期始自1990年代后期，那是中国启动市场化进程、融入全球市场，以及全球技术革命最为朝气蓬勃的时期。借助这三种力量他们迅速崛起，他们中大多数人遵循的游戏规则首先是国际性的，其次才是中国特色。在外界眼中，他们是不断攀升的“中国概念”中的代表人物。
    
    在很多层面上，经济领袖的名称与判断方式，都比其他各种标准的富人榜更有意义。后者相对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现实，上榜的富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们的手段常常令我们不适；但是经济领袖所代表的却是我们渴望的市场的形态，他们依靠自己的智力与勇敢，获得了今天的成就。他们因为象征意义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实际支配的社会资源。
    
    但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我们将漫长的社会演进过程压缩在25年中。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因素与价值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通过不同的镜头，你看到不同面孔的中国：它可以是仍受中国传统思维支配的农村社会，也可以是上海、深圳这样的大都市。甚至在同一个个体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从农业社会到信息时代种种社会形态的痕迹。在日益升温的“中国热”中，外部世界将全部精力都置于中国的一副面孔上，它由上海的金融中心、中关村的程序师与太平洋百货中琳琅满目的商品共同构成，这些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官方语言，而经济领袖们是这副中国面孔的创造者。
    
    经济革命是过去25年中国最重要的推动力。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中国社会最为耀眼的商业人物(包括这次评选出来的经济领袖)的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社会潮流的变化，他们首先是把握者，而非新世界的创造者。
    
    如何将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拓展到更深、更广的社会层面，是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重要的挑战。活跃异常的经济行为能推动更广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但它的活力也同样常常被过于强大的传统窒息。
    
    未来中国的变革将远比过去25年更为复杂，也需要更大的创造性与主动性。这也给予了这些未来领袖们一次证明自己“为何是新一代人”的宝贵机会。至于这次评选本身是否值得信赖，这些未来领袖是否能够担负传接火炬的重任？时间是最好的裁判，购买一份10月2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然后顽强地将它保存到2013年。到那时，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