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就是一种战略”
把握历史契机造就“创新国家”。
“第一，当然是令人高兴的，可是保住第一并不容易。我们要更多地看看未来。”
我的采访是从芬兰连续五年获得全球竞争力排名之首开始的，可是芬兰国家技术局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赫亚宁（Jaani Heinonen）似乎并没有感到骄傲，而是以中国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态度，开始他对芬兰国家创新体系的介绍。
芬兰国家技术局是面向研发的主要公共资助组织，也是芬兰两个最大研究基金组织之一。它主要资助工业项目以及科研机构项目，尤其是高风险的创新项目。国家技术局也提供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两年半前，它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一年前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充分显示了芬兰对中国技术合作市场的重视与信心。
在芬兰，国家与企业对研发的投入都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国际著名企业“诺基亚”，每年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就与芬兰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大致持平。2004年，芬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GDP的3.5%，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以色列和瑞典；今年，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16亿欧元，比上年预计增长近一个百分点，支出增加最多的是“工业生产和技术资助”类项目。
赫亚宁说，芬兰以技术立国，以创新立国。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是芬兰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战略调整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时，芬兰人面临着继续发展资源驱动型经济，还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选择。芬兰政府和各界人士普遍认为，只靠芬兰仅有的自然资源———森林资源和传统产业、木材、加工和造纸企业，只会使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他们选择了后者。为此，他们成立了由芬兰总理直接担任主席的芬兰科技政策委员会；加大科技投入，成立了为企业研究与开发提供咨询服务和经费资助的芬兰技术发展中心；在全国先后成立了10个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园。
作为一个小国，他们“没有太多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芬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为突破口。在20年后的今天，这个战略被证明是有其独到眼光的。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在讲创新。芬兰的创新体系有什么特点呢？
“芬兰创新体系突出的特点是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产学研三位一体”，赫亚宁说。他所在的国家技术局专门为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特别是新建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科研帮助、贷款和专家服务。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进行创新活动，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化，使研究成果几乎在产生的同时即转化为生产力。
“在芬兰，任何人，只要你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都能够上大学。我们的高中和高等教育都是免费的”，赫亚宁很自豪地说。而这也正是芬兰创新体系的坚强基石。芬兰拥有21所大学，平均每25万人拥有一所大学。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高达1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不仅如此，芬兰人也相当重视专门的技术培训，40%的员工每年参加一些额外的培训项目。正因为有了这样高素质的公民，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吸收与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统计，芬兰公民教育水平高，掌握技术好，较熟悉经济事务，综合指标居北欧第一位。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雇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至18%，其交通和信息产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已超过美国。
“创新就是一种组织”
把千万个经济细胞纳入创新轨道。
创新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一种发展战略。对千千万万个经济细胞来说，创新又意味着什么？
“创新就意味着有一种制度和载体，能把大中小企业都纳入到创新的轨道中来”，赫亚宁如是说。像国家技术局在芬兰国内14个地区与当地的劳动与经济发展中心（T&E）合作，开展联系企业与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研发促进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体系。当然，好的体系，也要注重投入的效率管理。
赫亚宁认为，在研发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确立战略发展方向很重要。像芬兰，全国一半的研发经费被用于信息产业，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35%接受信息通讯或者相关的技术教育。
浙江的经济有赖于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芬兰企业除了诺基亚这样的“巨无霸”之外，大部分也是中小企业。在国际经济论坛发布的竞争力报告中，芬兰之所以拔得头筹，除了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优质的公共服务机构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私营企业表现了对吸收运用新技术和培育创新企业文化的巨大热情。”这些小企业为何能保持对创新的热情呢？
“芬兰是个小国，要发展一定要盯住全球市场。这或许是一种天然的创新动力。”赫亚宁说。
据他介绍，在芬兰，他们把类似诺基亚的企业称为“引擎企业”———为其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就不下6000家。大企业有实力也有眼光注重创新，自然也推动了小企业往创新路上走。可以说，许多小企业自然地被纳入了创新系统的组织当中。另外，芬兰特殊的国情也决定了创新策略普遍为中小企业接受。芬兰国内人口只有520万。企业要发展一定要盯住全球市场，如果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竞争力。
记者谈到，在中国，不少中小企业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够大，或者苦于资金不足，或者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途径而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时，赫亚宁表示，缺乏资金技术支持的中小企业的创新也有破解之道。在芬兰，许多小企业会相互间开展技术合作，共享资源，这样就降低了研发的成本。当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支持也是相当强劲的，从服务组织到资金支持都有一定的政策保证。
“创新就是一种态度”
在国家公众中形成创新共识。
在采访中，赫亚宁几次提到不能满足于现状，要看到未来。社会在变，世界在变，我们得赶上变化的步伐。
记者不禁问道，这种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与努力跟随变化的精神，是否是芬兰人的普遍态度呢？
赫亚宁笑着说，也许是吧！他还介绍说，在芬兰有一个词“SISU”，大概意思是，“知道情形很难，但不言放弃，努力去做”。这种民族精神对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种精神气质的形成与芬兰的历史与自然条件有关。
一个国家在创新战略上，技术层面的实现相对容易，比如建立相应的创新体系，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而文化思想层面的创新共识却不是朝夕之功。
特别是像芬兰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怎样保证人们始终保持一种创新发展的热情呢？
赫亚宁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人们通常说高福利会使人养成一种“懒汉病”。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寻找一种平衡，既要给国民周到的养老、健康等社会保险，又要激发人们的创新冲动。他认为，政府在创新氛围的引导上还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比如政府有责任教育公民知道芬兰之外的世界———“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芬兰的媒体报道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不跟上变化，就会被淘汰。我们也经常警示国民，我们这代生活富裕了，那么我们的后代呢？如果今天不努力创造，他们会继承一个怎么样的芬兰？”
在他看来，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先进，创新还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不断克服外部制约，创造美好生活的态度。他打比方说：“发现新的机会也是创新能力；在你的家庭生活里，也可以来点创新行为；就像有创新头脑的人看一种事物，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他永远都能有新的见解。”
而这种创新意识与能力，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是着力培养和强调的。他们非常注重创新文化的培育。从儿童开始就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在给予知识性的教育之前，让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自由发展。据赫亚宁观察，亚洲的情形似乎有所不同。对大多数亚洲儿童来说，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被迫承受很大的学业压力。他认为这对培养创造力、创新能力也许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