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 】
对于约瑟夫·熊彼特来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变化。他既研究了短期经济波动，又研究了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他通过这些研究确定了经济周期的阶段与成因，还检验了资本主义兴衰的成因。
熊彼特1883年生于摩拉维亚(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家纺织厂，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辞世了。他母亲不久即改嫁到维也纳，熊彼特在那儿进入—所贵族学校。他在人文学科方面接受了优秀的教育，但在数学与科学方面的背景却显不足。作为维也纳大学法律专业的一名学生，熊彼特也学习了经济学的一些课程。是庞巴维克教授的研讨会点燃了他对研究资本主义长远未来的兴趣。
1906年获得法律博士头衔后，熊彼特前往开罗从事法律实践工作，并管理一位埃及公主的财政。
1909年他接受了查尔诺威兹大学的教职，两年后被任命为克拉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接着熊彼特又对政治产生了兴趣。1918年他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主张将德国的工业社会化，以提高工业的效率。1919年他当选奥地利财政部长。然而他的政治生涯是短暂而失败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他建议对资本征收一种不受欢迎的税赋。他在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对奥地利元发表轻率的言辞，被视为漠不关心奥地利民众的疾苦。他对奥地利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计划也遭到了许多批评。
由于无法应付政治生活中的压力，熊彼特当权仅七个月就辞职了。随后，他成为一家小型私人银行的董事长。同时他投资于高度投机的活动，致使他债台高筑，花了许多年才偿清债务。
1925年熊彼特接受了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职务。七年后又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职位，直到1950年去世。
1949年熊彼特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因而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美国人。
熊彼特认为，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有两个显著特征——不稳定，并经历高速增长。熊彼特寻求分析和理解这些资本主义特征。
熊彼特(1939)是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之一。经济周期是经济经历的规律性波动。他界定了三个同时发生的不同周期。首先是3～4年的短期波动，因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 (Joseph Kitchin)最先发现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由于商业存货的变化而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前于销售的增长，将扩张存货1～2年。但是当销售增长缓慢时，存货将在仓库中囤积。因而，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销售额回升，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
第二个周期则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和设备的变化。该周期持续8～11年，克莱门特·朱格拉(Clement Jugtar)首先发现了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朱格拉周期”。人们通常所述的“经济周期”(bussiness cycle)指的就是这种经济波动。熊彼特认为，由于厂商希望扩张自己的固定资产并使其现代化，扩张将持续4--5年。但是当厂商已经扩张和实现装备现代化后，将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因此接下来的4～5年中，在厂房与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经过这段时期，固定资产将损耗、过时，因此又转移到另一个4～5年的投资繁荣阶段。
最后是持续45～60年的长期周期，亦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Kondratieff cycle)，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最初注意到该周期，但不能解释其成因。熊彼特将发明与创新看成是长期周期背后的驱动力。在经济增长缓慢时，厂商不可能引进新的技术创新。因此，新的发明与创新将被积压几十年。当经济迅猛增长最终开始启动时，贮存了几十年的创新将被运用于生产过程，经济迅速增长。熊彼特将引进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发明的工业革命视为一轮长期经济扩张的开始。19世纪中叶的铁路建设开始了第二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20世纪初，电力、汽车和化学激起了第三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在熊彼特(1911)的早期研究中，他认为发明是由非经济力量决定的，无法通过研究经济学来理解。在后来的研究中，熊彼特 (1942)认为创新是由大企业内部的经济力量所形成的。但是，在熊彼特的一生中，他拒绝承认创新是—种理性的活动；相反，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创造性活动，也不能当作理性思考过程的结果去理解。创新与发明的代理者是企业家。
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了在最低成本上生产商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而雇佣资源。相反，他赞同坎蒂隆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愿意冒险的个体。正是这样的企业家成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当存在许多企业家时，资本主义将兴旺发达；另一方面，若企业家精神被破坏或遭受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将平静地转变到社会主义。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塑造和形成消费者口味。与其他认为厂商应响应消费者口味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熊彼特(1939)认为，“消费者选择消费品的大多数变化是由厂商强制造成的，这些消费者往往抵制这种改变，却又被广告精心策划的心理技术学所诱导和培养”。消费者偏好并没有导致生产与创新；而是由创新造就新的商品与服务，消费者或者拒绝，或者培养对新事物的口味。
依据熊彼特(1911)的观点，企业家的发明与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由银行信用支持的发明导致了创新与日益的繁荣。效仿者很快被吸引过来，于是最初的创新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是效仿者的效率总是比创新者的效率低，而且有很多效仿者在这个扩张期中姗姗来迟。错误的估算和紧缩的信用将一些企业推向破产的境地，并导致萧条与不景气。但破产也将低效的企业清除出去，从而纠正了以往扩张中的错误。发明在经济紧缩期间积聚，此时企业家无法募得资金将发明转换为能够刺激增长的创新，因而常备不懈，等待启动新的一轮增长周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熊彼特(1942)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不是检验资本主义经济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考察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给出的答案是：“不，我认为它无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然而问题出现了，因为较小的企业经常被较大的企业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是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创新的企业家。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与变化的精神。
熊彼特(1942)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植根于资本主义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作出合理选择这样一个事实中的。这将促使人们在思想中形成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在收入增长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够支撑大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将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竭力推行增强政府官僚的经济作用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将在知识分子中间愈演愈烈，他们将竭力采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这些活动将减少冒险与创新的动力。
最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华个人的欲望和妥协。可是，家庭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储蓄的主要来源。家庭储蓄是—种在赖以养家的主要劳动力发生意外时，其他家庭成员能被供养的措施。资本主义通过破坏储蓄动机，从而摧毁了自己的基础——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长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然而到了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的问题，而对增长问题失去了兴趣。熊彼特的主要贡献即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调整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健康、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