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佛茶之祖——支遁圣地在新昌

　　中国有各种各样上百个版本的茶祖之说，比如诸葛孔明说，神农说，浙江德清防风说，湖州除茶圣陆羽以外还有一位朱元璋敕封的民间茶神柳宿姑娘，磐安许逊说......但说起佛茶之祖，支遁大师（公元314—366）乃当之无愧列第一号交椅。
　　支遁是佛教中国化时标志性人物，中国般若学创世人，顿悟学倡导者，也是佛茶之风的倡导者，他对庄子、玄学、佛学、诗词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学问人品不但受当朝皇上垂青，亦被当朝重臣谢安引为知己，被文化巨人王羲之引为笃......可以说支道林是两晋数一数二的人物，在佛教中国化中乃开拓性的领袖人物，是一座文化巨山，亦是一位文化巨子。

（一）作为佛玄导师，糅合了“儒道佛”使之成为中国茶道的精髓源泉

　　大唐之所以能形成集“儒道佛”于一体的茶道文化，是与其直接源头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之风”分不开的。
　　据董尚胜、王建荣《茶史》研究，魏晋以来，神州骚乱，文人无以匡世、达世，渐兴清谈之风。所谓清谈又称“玄言”、“谈玄”、“玄谈”，上承汉末的“清仪”，从品评人物到崇尚虚无，空谈名理，风靡一时。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期清谈家出现许多茶人。他们“终日清谈，必与水泉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邓子琴《中国风俗史》）。
　　在清谈家那里，饮茶与精神恰到好处地找到了结合点。更有甚者，据《世说新语》载：由于清谈家王蒙好饮茶致使许多士大夫把饮茶当成了“水厄”，比喻为遭受水灾之苦。
　　玄学又称为玄风，形而上学，始于何晏、王弼、向秀、郭象之辈，它是魏晋以来一种主要的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日渐衰微的两汉经学，它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基本理论，摈弃世务，专谈“本末、体用、有无、名理”等玄理，喜欢作自由自在的玄想，又崇尚清谈高雅......但进入东晋时，受佛学影响、佛玄趋于合流，并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理，从而导致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而以支遁、竺潜为代表的沃州学派所处的剡中，由于十八名士、十八高僧云集于此，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佛学中心”、“玄学中心”。据陈百刚、陈新宇、金望平等研究，“本无异宗的代表团人物竺法深，识含宗的代表团人物于法开，缘会宗的代表团人物于道邃，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心无宗的代表人物竺法蕴，当时都曾在剡东峁山、沃州山、石城山立寺修行，当世七宗有五宗在剡，可以说是东晋佛学思想的中心......（陈百刚\金望平《剡东六朝文化》）。
　　如果从玄学与“饮茶之风”的角度看，自东晋末年曹魏政权到两晋刘宋，期间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动乱（公元220—420年），农民起义、五胡乱华，摧垮了汉代大一统的局面，也打击了豪强地主门阀势力，儒家统一地位也在衰落，全国分裂，思想也极度自由。由此以老庄面貌出现的玄学在不完全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体系下，吸收了汉以来名家、法家的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哲学思想大兴其道（汤用彤、任健愈《魏晋玄学风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玄学家们追求的是一种超凡脱俗、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支遁的《逍遥篇》养马放鹤就是最佳的代表），而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唐汶《茶》），......他们终日清谈，可以“茶散闷气”、“除脾气”、“善业气”、“除疠气”、“利礼仁”、“表敬意”、“稚去”、“行道”、“洁性不可污”......从而“以茶代酒”，成为玄学家们嗜好......加上魏晋道学“茶为药用”，也兴筑庐炼丹之风，佛教坐禅敛心、专注一境、静心、息虚，提神益思磐若顿悟......饮茶之风日盛。
　　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浙江省佛教究应以何人始祖乎？此则应推竺道潜、支遁等，于法兰、于法开、帛僧光、竺昙猷等之人。......而以道潜、道林、法兰、法开为解义之祖；僧光、昙猷二人为习禅之祖。可见浙江佛学即定慧、双弘、禅智并运......。”他们在沃州、石城著书立说，创寺传教、品茗谈玄，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名士、高僧、高道。白居易在《沃州山禅院记》中把当时至沃州的十八高僧、十八名士或谈、或品、或栖、或论作了记载，孙绰则把七僧比作七贤，......在这里不但形成了浙江佛学中心，也是浙江佛教之始乃至江左、全国

的佛玄中心。而从魏晋南北朝这股由玄到佛、佛玄一体思潮的杰出人物中，竺潜、支遁是两个集老庄诗儒佛理于一体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尤其是支遁他不但对般若学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即色论开当时佛学一宗，其讲《庄子》名震天下被称为“支理”，尽管六家七宗都有玄、佛揉合之风，但支遁能吸收玄学的部分理论来论证般若学说，使般若学将就玄学，同时又运用般若思想来论证玄学理论，加以发挥，形成新的解释”（金望平语）。他亦道亦佛亦儒，是全国揉合，沟通玄佛的顶尖代表人物，为东晋佛教的繁荣及佛教中国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北有道安，南有支遁，他们都是影响深远的佛教大师。
　　本来自汉传入佛教以来，那时佛教正处于一个与汉文化进一步融合的艰苦发展期，儒佛经常展开“大论战”。但佛玄揉合以后，佛教开始中国化——中国特色的佛教，玄佛融合后两者都相得益彰，......而这股玄学幌子下儒、道、佛合流的思想大潮与体系恰恰是中国茶道的精髓与思想源泉。奇怪的是，尽管几派经常开展激烈的论战，但佛、道、儒、玄、神怪都不排除“茶”，并且茶是它们都能共同接受联系的媒介。但是茶一旦进入哲学、宗教领域，“茶”的物质功能已不重要，“一碗茶”还要承载更大更重要更深的哲学、社会、宗教之精神功能。尽管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茶艺形式和精神功能系统的茶道，但是无论从茶道内涵文化上，还是从表象形式上，“中国茶道文化”已在那时初见端倪，......而以支遁为首的江左沃洲学派“集佛玄之大成”，为其后的大唐茶道提供了直接的精神营养。支遁在龙盖寺设坛布道，凿井开泉，此泉为神童、茶童陆羽开茶启蒙，又可能是历史惊人的巧合。支公尽管没有写《茶经》谱《茶歌》，但是他可以说是“中国茶道”的精神领袖。

　　（二）“佛茶神风”的开创者

　　在晋代门阀制度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们提出“以茶养廉”，其中陆纳—谢安，桓温以茶代酒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而据南国嘉木在《龙井茶》一书中的研究，龙井茶是远比支遁晚辈的谢灵运（公元385-433年）在天竺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山带来的茶树种子，并种植载培的......那么，堪称“中国茶道精神导师”的支遁大师是否有直接的饮茶记载呢？
　　唐朝著名诗人、大学问家、茶文化大家皮日休（公元834-883年），湖北襄阳人，咸通八年登进士第，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其后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常州）副使......是大唐著名的文学家，茶文化专家。他系统总结了自周到唐的茶事及史实，写就了流传千古的《茶中杂咏》。在其序中写道：“自周以降......昔晋杜育有《舛赋》,季疵有《茶歌》,余缺然于杯者,谓有其具而不形于诗,亦季疵之余恨也,遂为十咏,寄天随之。”他把诗篇寄与另一大家陆龟蒙后便得到了陆氏的唱和，形成中国茶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写的《茶中杂咏》唱和诗《

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共十首，流传千古。他们从晋代大学问家杜育的《舛赋》到皎然的《茶诀》、陆羽的《茶经》......几乎涵盖了茶叶制造与品饮的全过程，在中国的茶坛独树一帜，成为千古绝唱。
　　其中皮日休的《茶瓯 》一诗如下：
　　         茶瓯   （皮日休）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
           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枣花似旋眼,萍沫香沾齿,
           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这儿的支公就是支遁大师。把《茶瓯》与《茶中杂咏》其它各章联系起来看，皮日休在这儿可以说把支公在松下饮茶之神风全境般地描绘了出来。“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支遁岭上，古松树下，煮雪煎沸，品茗谈玄，支公神风是也！“佛茶之风”是也！
　　皮日休、陆龟蒙与陆羽相差不过几十年，他们俩还专程去湖州长兴考察，还在苏湖两州从事，陆龟蒙苏州人，对两晋茶事及陆羽、皎然中唐茶事了解比较清晰，因此，在此把支公作为六朝到大唐“饮茶神风”之代表是完全可信的，也表征了支公在茶道文化创世前的地位。
  　唐代另一著名诗人裴迪在陆羽家乡湖北竟陵游览时看到支公开凿的三眼井也曾作诗一首：“竟陵西塔寺，踪迹尚空虚。不独支公住，曾经陆羽居。草堂荒产蛤，茶井冷生鱼。一汲清泠水，高风味有馀。”此诗神韵般讲述了支公与陆羽的茶脉源远。可以说由于支遁开凿的文学泉水质优良，茶脉久远，深受历代茶人的推崇。
　　因此，我们说支道大师是“佛茶一味”，“佛茶之风”的开创者，松高修竹的支遁岭亦是“茶风岭”……无论从精神启蒙、佛玄大成、般若开创还是“凿井开泉，筑坛建舍”之形式，支公某种意义上就是“佛茶之风”，“中国茶道”的精神导师。

　　（三）、龙盖寺的“设坛布道、凿井开泉”启蒙神童陆羽

　　据《天门县志》记载，复州竟陵（天门市）有座龙盖山，东汉时在此建了龙盖寺，东晋高僧支遁在此设坛布道宣传佛理老庄，还开凿一井名品字泉，俗称三眼井，后改名为文学泉，陆子泉。想当年，龙盖寺的老僧积公把小陆羽救到寺庙里，给小陆羽喂的第一口水就是此支公泉……小陆羽从小就喝此水长大，并用此水从在龙盖寺学会煮茶泡茶，完成了茶童的启蒙。陆羽在龙盖寺不但喝品字泉水长大，更关键是支公的佛玄学问影响了龙盖寺的智积大师及少年陆羽，从支公——智积——陆羽或许有茶道之魂的精神传承。

　　（四）、两口“茶道祖泉”——真正的“天下第一泉”

　　无独有偶，支遁大师不但在龙盖寺短短的设坛布道之时，开凿了“三眼井”——“品字泉”，而且在其一生创造般若学又最向往的剡东新昌也开凿了同样的“茶道祖泉”。据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记载“太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此山，见道猷、支竹遗亦泉石尽在，依依然如故乡，恋不能去……”，支遁大师竺潜在沃洲精舍边也凿有类似的“茶道祖泉”，甚或此“茶道祖泉”在前，龙盖寺品字泉在后……李白、孟浩然、刘卿、朱放、皎然……到此对支公大有诗文赞叹，莫不已喝过此“茶道祖泉”——“支公泉”、“支公井”。另据资料记载县西二十公里有绵亘十公里的遁山亦有支遁故居，亦有支公井，支公岭，放鹤亭、支遁坑，响簧坡，拔箭岭，上马埠，云际庵，凤凰山，灵山屏，白龙潭等，千年以来这些地名故事几乎没有更改。原来遁山乡亦由于支遁大师而来……
　　……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陆羽喝龙盖寺支公开凿的品字井长大，亦学会第一泡饮茶煮茶的道理，多少年后他的好友李季兰、皎然、朱放……等隐居剡东沃洲等地，说不定又喝上了支公在此的支公泉，煎泡了这儿的剡茗……重新领略了支公在此开创的“松下神风”及“佛茶一味”，……李季兰在剡中玉真观有可能亦是用此支公泉、剡山茗与朋友“谈诗品茗”，皎然大师亦是用此泉及剡茗加上支公的般若顿悟学，突然领悟到了“茶道”的“全尔真”，……因此，我们说支公泉、品字泉乃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泉”，是赋予茶道祖神们生命的“源泉”，脉泉，

也是产生“中华茶道”灵感的源泉——“茶道祖泉”。

　　（五）、天下第一茶舍——沃洲精舍

　　据陈百刚、陈新宇在《六朝剡东文化》考证，支遁25岁出家，53岁去世，在28年佛道生涯中前后两次入剡隐居。第一次在永和年间（344-356）《高僧传》载：“王羲之闻《逍遥篇》披衿解带，留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有相近。俄又投寄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也有专家认为342-343即入剡，向竺潜山隐居建小岭寺——又名沃洲精舍，注《逍遥游》应在343年。第二次入剡应在晋哀帝在位三年之后，公元364年以后“谢安有吴兴守，与遁书曰：思君日积……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从陆那纳—谢安茶事可知谢安懂茶，从谢安与支遁交往看，无疑支遁更善清谈品茗。更据《沙门传》载：“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三年），心在故乡，乃拂衣东还就岩穴。路由稽山入沃洲，又建一精舍（当又草堂是否在石城附近或是遁山），晚移石城山栖光寺……
　　沃洲精舍，支遁小龄发生的向竺潜买山及放鹤养马的故事可以说在隋唐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文人墨客、名士诗人。
　　那么其时的沃洲精舍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据陈新宇、陈百刚《六朝剡东寺院》研究，六朝期间剡地共有佛寺32所，其中今嵊州境内18所，新昌境内14所，这些寺庙大都集中在剡东。实际那时剡东人作为剡县边鄙之地，火烟稀少，万山盘林，新昌尚未设县，加上交通堵塞，实际可能仅十几个村落，数千居民而已……但是在剡东沃洲——石城山，居然建有十几座佛寺，难怪剡东成为六朝佛教中心，“六宗七家竟有五宗云集剡东”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寺院绝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有高大宏伟的大雄宝殿，以及庄严的大佛坐像，佛家讲万物皆空，有的可能仅仅是一些茅屋而已（不是有道猷养鸡，支公养马放鹤之说，这在现在的寺庙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所谓的“沃洲精舍”实际上是“沃洲茅屋”、“沃洲草堂”、“沃洲茶舍”……加上由于支遁在此佛玄双修，筑庐结社，品茗赋诗，骑马放鹤，打坐顿悟，著书立说……，又像是俱乐部，别业，或是茶舍，因此某种意义上称为“中国佛玄第一茶舍”，实在不过分（它不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家精舍，比如倡导理学的朱熹也曾建立过“竹林精舍”）。
　　说起此“沃州茶舍”——沃州精舍，或支公草堂，唐朝的名士诗人留下了大量歌颂支公和与支公相关的品茗诗篇，有诗为证：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还越中》就有“禅客天心枚锡还，沃洲深处草堂闲……”。
　　齐已“鸟幽声忽断，茶好味重回，知住南岩久冥心坐绿苔，”“皎然未必迷前习，支遁宁非悟后生……”《道林寓居》中“即问沃洲开土僻，爱禽怜骏意何如”。
　　孟浩然的《宿立公房》中“支遁初求道，深公笑买山……苔涧春泉满，萝轩夜月闲……”。“晚憩支公室，故人逢右军；……归途未忍去，携手恋清芬”。
　　皎然的《支公诗》“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山阴诗友喧四座（象是品茗诗会），佳句纵横不废禅”。……还有“云泉谁不赏，独见尔情高”，“剡茗情来亦好斟,空门一别肯沾襟……”；“山居不买剡中山（受支公影响），湖上千峰处处闲……。”
　　贯休的“沃洲那不住……瓶担千丈瀑（好茶好水）”；“茗滑香黏齿，钟请雪滴楼……；还须结西社，来往悉诸侯；……猛烧侵茶坞……，茶和阿魏暖……，何妨似支遁，骑马入青冥。”
　　诗圣杜甫的“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茶瓜留客迟，……难酬支遁词”。
　　刘禹锡的“诗情茶助爽，……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
　　温庭筠《宿一公精舍》“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
　　岑参的“闻君寻野寺，便宿支公房……然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
　　……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不但佐证了支道林不但具有“佛茶神风”，而且其“沃洲精舍”某种意义上亦是“沃洲茶舍”也。　　不难想像，以此“第一茶舍”为中心，以茶为桥梁拼弃儒道佛之门户成见，使王羲之的书法，许孙的玄言诗，二戴的雕塑绘画，谢灵运的山水诗，僧佑的造像……加上竺、支的玄理般若，在这儿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核反应”，造就了六朝文化的“沃州现象”或称“剡东效应”、

“剡东光辉”！也难怪剡东后来成为唐诗、名士的心灵圣地。
　　据研究茶馆文化的权威专著记载——《中国茶馆》一书介绍，茶馆是人们通常熟知的叫法，古代称为茶坛，茶肆、茶寮、茶店、茶社、茶舍、茶园、茶铺、茶屋、茶室、茶楼、茶堂等；茶馆这个名词直到明代才现于文献典籍当中，清代才成为惯称。
　　一般意义上茶馆成于唐代，在初唐文献中关于茶、茶事的记载并不多，……直到盛唐“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累日不得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唐杨华《膳夫经于录》），……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有明确的关于茶肆的记载：“……开元中（公元713-741年）……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说明了开元时期我国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城市中已有很多煎茶出卖的店铺。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描绘了雍容华贵的武则天前呼后拥下，一个手捧茶托的仕女跟从在后的画面……由此可知“沃洲茶舍”——“支公茶舍”远比它们早，从支公343年建精舍起，到至今有1674年的历史了，真可谓“天下第一茶馆”也。

　　（六）、茅茨茶屋——沃洲茶屋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证》注释中指出：“……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见有人……”。由此可知那儿不但只有一所精舍草堂，可能还有几处茅茨草舍；它又不象一般的寺庙无牛马鸡鸣，还有“鸡鸣知有人”，更有仙鹤神骏……。
　　道猷有人谓“白道猷，来自西天竺居沃洲山，有人谓是西竺道士或高僧，比竺支隐沃洲山还早，入沃洲山距今已近1700年；有专家认为白道猷，帛道猷属同一人，应在竺支沃洲佛玄之风同期，……由此可知支遁的沃洲精舍边上还有“隐不见”的茅茨，亦为高僧高道，名士墨客，在此佛玄谈理，品茶赋诗提供了物质场所。由此可知，早在大唐以前，这里的“茅屋茨房”已是现在“茶屋”、“茶吧”的最早发源地。其时的“茶屋经济”、“茶舍经济”可能还是维持“寺院经济”来源的一大部分呢？近1700年的“茶屋茅茨”或许是中国最早的“茶屋”。

　　（七）、般若支学也是“茶道之父”皎然的方法论钥匙

　　饮茶修道，饮茶即道（饮茶本道）的探路者皎然大师，内外兼精，诸家皆备，堪称一代伟才．遍观皎然的思想宗脉中，他对江东般若学似乎情有独钟，对谢灵运也评价极高．＂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四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背造极，非得空王之道助邪？＂认为其祖先谢灵运诗格之高，在于得益于般若空宗之奥秘。
　　“诗情缘意发，法情寄筌空”，“诗情聊作用，空性唯寂静”“宿昔祖师教，了空无不可”，“世事花上尘，惠心空中境”……表达了他对般若学的高度重视。
　　据著名专家徐文明先生研究，他重视般若宗义有两大原因，一是出于传承江东文学传统剡溪、剡县既是他谢氏的祖籍，特别是剡东有是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他继承了这股文学传统．二是由于他禅宗一派的宗风．皎然上人“于出世之道，往来释老又以禅门为归．于释氏之教，兼重禅律而终归于禅……”于内外之学，时禅时诗，时诗时禅……而其终以诗名世．
　　在文学上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特别是剡东之风为参照，在佛学上以江东义学为旨归，支公般若为理源。故文尚自然，义重般若。而几百年的剡东恰恰就是自然文风，佛玄般若的中心地。
　　为什么支遁的般若义学能对皎然有方法论的启迪呢？
　　所谓般若，也即是智慧（佛教特指的智慧与世间稍有不同），智就是“抉择义”，即是抉择一切缘起现象，对一切事物的现象和本体，善于抉择，善于认识，善于从现象到本质，透视现象，悟证本体，达到最高理性。
　　而所谓慧，就是善于观照，观照诸法空性，代表由根本智所证得到的“真如境界”，一般是指法性、空性、真如、涅槃、菩提。
　　两者合起来就是“如实知晓缘起性空”的道理，提高智慧，得到开悟，达到圆融无碍，真俗融通，穷究宇宙人生的真面目。
　　般若的精神是淡泊宁静的，安详柔和的，慈悲喜舍的，是吉祥和谐的，是大智无我的。
　　皎然上人能出类拔萃、高于众生，从“一碗茶汤”中悟出“全尔真”的“不二境界”，“无我境界”，能道出圆融和谐、真俗仙灵的人生宇宙真面目，“其路径真如般若的路径”，般若智慧“象一盏指路明灯一样”使其顿悟开慧。
　　因此他时佛时道，时诗时逸，时世时茶的风格很像几百年前的支公，甚或是支公再世．也可以说谢公的文风，支公的般若与茶风对以后的皎然大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皎然茶道方法论的源泉。般若空宗之奥秘是理解皎然茶道从“一碗茶汤”里顿悟出“全尔真”羽化仙境的一把钥匙。
　　神者支公！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佛家云：小粒沙尘中拥有三千世界，一朵花可以观照整个世界。同样，“一碗茶”可以明世事、察真理、决风云，可以观照整个宇宙万物。支公开创的佛茶神风、般若顿悟就是这样的学问，它可让你在“一碗茶”里洞察大千世界，包容天下之事，达到羽化仙境。
　　
二、新昌南明山石城寺（大佛寺）有很早的佛茶掌故

　　俗话说“名山名寺出好茶，名山皆为寺，名寺出好茶”。中国茶道的形成与遍布大江南北的名寺名山分不开。
　　新昌剡东作为当时江南甚或全国佛教中国化的中心，以支遁大师开创的“佛茶之风”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剡地特别是剡东新昌的其它佛寺。更大意义上，竺潜、支公也是石城寺的开山之祖。
　　比如著名诗人齐已“闰年春过后，山寺始花开；……鸟幽声忽断，茶好味重回。知住南岩久，冥心坐绿苔。”
　　唐彦谦的《游南明山》曰：“久闻南明山，共慕南明寺。几度欲登临，日逐扰人事……羊肠转咫尺，鸟道转千里，屈曲到禅房，上人喜延伫，香分宿火薰，茶汲清泉煮，投闲息万机，三生有宿契……。”
　　南明山周围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九峰寺、列翠院、南岩寺……好一派“茶汲清泉煮”，茶香飘百里的佛茶境界！
　　因此，不独地处沃洲山，东峁山的东山寺，小岭寺、有佛茶神风，遍布剡东的兴善寺、昙济居处孟塘山，灵居院、云居寺……亦有剡茗沫香，佛茶神韵。正象前面所述，其对社会开放的“茶汲清泉”可能除用于客来敬茶，诗文喧座外，还可能是除拨款赞助之外“寺院创收”、“寺院产业”的重要部份。

三、天下“第一茶亭”

　　据《中国茶叶大词典》茶亭：是旧时民间建于路亭供行人饮茶和休息的场所，是“施舍和出集茶水的亭子”。
　　大唐朱景云《茶亭》诗云：“静得尘埃外，茶芳小华山。此亭真寂寞，世路少人闻”。
　　小小茶亭毫不起眼遍布各地，却是古代乃至现代人民积德行善与人方便的一个场所。茶亭与茶馆看似相近实质不同，茶亭有简陋茶摊的形式，都无其商业性的本质，它主要是为南来北往的行人提供解渴、休息之便而设。
　　谁都可以设想，长途跋涉，骄阳如火之下，疲备口喝之时，如能在此茶亭喝上一口土茶，谁都会对施茶者感恩戴德。
　　据《中国茶馆》一书记载：“设茶亭为过往行人施茶，其起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有史记载最早的为“王代之时（907-960年）江西婺源的方姓阿婆，在浙赣边界的浙龄设摊，经常在此施茶，济人不计其数，形成了“方婆遗风”。
　　实际上翻阅新昌的茶亭文化堪称全国之最，远比江西婺源久远。据新昌的民间传说及陈百刚、陈新宇等专家考证（《新昌乡村文化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新昌的茶亭文化堪称源远流长。且不说在唐代以前从水路到沃洲山，石城寺、梅湖、兴善寺有否茶亭，但在唐及五代早已形成“茶亭村庄（陈百刚老师具体位置茶亭可能有移动但此茶亭村已在唐五代就形成），从原始路边的茶摊到某一茶亭到形成村落，古时可能要历经几代人上百年，因此新昌茶亭的历史远比江西婺源“方婆茶亭”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从支公时期始，从梅湖往东到沃洲，

再往西到九峰寺、兴善寺、码头、遁山亦有类似的茶亭。其中传说中出东门去桃源沃州的小石佛茶亭也非常古老。
　　设置茶亭，施茶以惠行人，解行人之所渴，积善积德，可以说是新昌茶道文化之一大美景。据民国《新昌县志》记载：县内多山、各村路上设路廊、茶亭或茶庵来施茶，总数有300多处，资金大部分来自慈善捐，全县共有茶田1000余亩，请专人负责焙茶供应，千年不衰。象现在横渡桥、关岭路廊亦有遗迹茶亭......有些茶亭还配有草鞋、灯笼、草帽、药物之备用，供行人紧急时无偿取用。......这些茶亭、路廊既能遮阳蔽雨，又可歇脚聊天，讲故事，传信息，是民间文化的交流场所。
　　民国县志还载旧时新昌有佛寺34所，庵235所，庙361所，这些佛寺、庵、庙许多也皆有茶亭施茶功能......由此而知，新昌茶亭文化实属发达。
　　我们现在新昌地图上的茶亭村，本来是南明山，亦是古石城寺的入口，开山之前这里为一峡谷，丛林茂密，野兽出没......打自石城寺建成以后，“石壁开金相”，“楼台世界稀，峡谷也因水土流沉变成平地，......因此这里成了由城往西门去鼓山及进入石城寺的交叉路口。加上石城寺的佛茶之风，乐施好善，估计在唐以前形成了茶亭，到唐朝时形成了“茶亭村”，引领新昌茶亭文化之风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不消说此茶亭不一定是中国最早的茶亭，但至少是随石城寺佛茶之风而形成，历经1000多年不衰，实为中国之最！尤其新昌一小小山区边鄙之地，有几百处乐施好善与人方便的茶亭遍布乡里，实为新昌茶文化的奇观。

四、剡茗——是引爆皎然“茶道”灵感的引子

　　茶道茶道，以茶为道，以茶载道，此“茶”肯定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一代大师，对茶学、茶文化都有研究，且佛道双修，诗道精湛的皎然上人开创了大唐茶诗高质量高水平的先河。
　　在大唐，皎然作茶诗并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多的，但是作为领袖群伦之开山之祖，其16首茶诗水平之高、茶理之深，可以说是大唐同时代诗人无出其右者。
　　茶道茶道，我们可以理解为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即道，前为形而下，后为形而上。作为从佛道理念及更高精神之道层面提出“茶道”定义的皎然大师在“饮茶歌”中以剡茗作为主打，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其时剡东一带的地理、气候、海拔，确是好茶生产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是早已游遍大江南北的皎然上人确实品出了剡茶的质量为“国之上品”。皎然在几首饮茶歌里都提到了剡茗的神奇（《饮茶歌送郑容》）有一定的争议，新昌有香炉峰，庐山也有香炉峰，而慧远的虎溪三笑却是一大典故，但是前面一开头讲的丹丘羽人之茶给人联想到剡茗），而且在其它许多诗里直接或间接提到了剡茗、剡山及支公佛茶神风......
　　除皎然外，杜甫、李白、刘长卿、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皮日休、温庭筠......唐彦谦、陆龟蒙等许多诗人都在他们充满激情的诗篇中，或从品茗，从品泉，从茶具，从茶事，从煮煎，从茶会茶舍，从仙源，从羽化，从得道......等角度直接间接地赞扬了剡茗之神风。
　　茶道茶道，先有茶方有道！只有顶尖好茶方有资格承载大道！
　　可以说，源于剡东新昌的剡茗亦是直接引爆皎然茶道灵感的引子。剡茗是承载世界第一幕茶道、第一局茶道之境、第一泡茶道之汤、第一支茶道之歌，第一支茶道之舞的物质载体，这就是剡茗的伟大！皎然上人的伟大！剡溪茗，剡山茗乃“国之神茶”也！
　　（续二）